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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学术民工︱从全球化到碎片化:中国准备好了吗?

WTO的谈判在多哈回合遇到了困难。发达国家强调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工保护、国有企业等高标准,希望通过改变贸易规则、提升出口竞争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持不下。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整体上积累了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与此对应的是发达国家大规模的逆差。
祸不单行,IMF事后救援的功能也面临捉襟见肘的境地。一方面,欧洲经济体接二连三地落水,救援所需资金都几近天文数字;另一方面,IMF所能调动的资源有限,急需增资扩盘。但就像是股份公司,美国作为IMF最大的股东,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的掣肘,难以慷慨解囊,在这种情况下,增资就会稀释其股份和话语权,这又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如果无法获得增资,IMF就难以担当危机救援的大任,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会被削弱。
不管是什么原因,中国是否作好了准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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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产网络面临重新洗牌
但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迹象:全球化似乎正在掉头、转向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尤其体现在国际经济规则、机制的重塑方面。在此过程中,中国亟需明确自己的定位、采取相应措施。
乔治敦大学的Theodore Moran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Lindsay Oldenski 2015年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TPP协定将在两方面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其一,TPP本身的一些重要议题,服务于改善投资环境、减少投资障碍。例如,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取消服务业的投资壁垒,增强管控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性,这些都将有利于增加TPP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尤其对于美国而言,高附加值的研发部门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
您正在关注“三个学术民工”第2期工程:本专栏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金融问题,由徐奇渊、杨盼盼、熊爱宗倒班为您特供。事实上,“三个学术民工”已经完成第1期工程——《抓住碎片:三个学术民工玩中国经济拼图》,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即将上市,敬请关注。
在这些碎片的背后,既有对IMF无法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无奈和感慨,也有作为国际金融体系边缘化、或外围国家所体会到的无力感。
而弱者之间互相抱团取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又使得国际金融机制产生了更多的碎片。比如近十多年来,各新兴经济体都在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渠道,拼命积累外汇储备、为本国的外部金融安全提供“自我保险”机制;再如,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也就是10+3平台上的“清迈协议多边化”,以及相应的外汇储备资产池;又如,在金砖国家平台上,金砖银行也有类似的应急资金储备池,等等。
国际金融体系也在碎片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决意提升自身竞争力、扭转赤字局面、改变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处境。为此,它们开始重塑国际贸易领域的游戏规则。
主要参考文献: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事前监测、事后救援是其两大功能。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不禁质疑:专业能力最强、拥有政策和市场信息最为全面的IMF,为什么没能预测到危机?个中原因当然复杂而微妙,但有一点毫无疑问,IMF的监测功能出了问题。
所以,尽管2013年12月的WTO部长级会议达成了首个全球自由贸易协定,但以WTO为核心机构的国际贸易一体化规划,正在遭遇日益严重的挑战——国际贸易体系走向碎片化。与之对应,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日本-欧洲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等更多的碎片也在酝酿当中。
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全球化合作机制在其他一些领域正在取得进展,比如反恐、气候变化、国际税收政策协调等领域。但是我们更多的看到,全球化的大戏已然处于落幕当中,碎片化的趋势正在抬头。这种碎片化背后,并不一定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阴谋论。原因甚至也可能比较索然无味,比如:在寒冬的一场暴雪之后,大家各扫门前雪,一不小心就把雪堆到了路口,甚至还堆到了邻居门前。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发展不仅受益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而且还获益于全球化红利。作为两大传统增长引擎,出口和投资,都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国际分工网络、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体化。甚至多年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先进管理和生产方式的引进、技术上的学习和进步等,都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从国际直接投资体系本身来看,该体系长期以来缺乏全球层面的整体协调,甚至可以说是一地鸡毛。现在,全世界有3000多项区域的、或者双边的投资协议,而且还在以“3个双边协议/星期”的速度递增,而这些协议都缺乏统一的全球性规则。
2008年,美国正式宣布加入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非常明确地表示:TPP是美国制定新贸易规则的范本,反映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重视,并希望TPP能够成为美国改善贸易失衡的重要规则与手段。2015年9月5日,TPP协定达成。
事实上,2010年提出的IMF增资改革方案,虽然在其他国家均获批准,但是唯独在美国国会遭遇多年阻滞。甚至此后多年,G20会议频频发布公报,公开敦促美国尽快通过IMF增资方案。直至2015年末,美国国会才以一系列附加条件为前提,悻悻通过了这一改革方案。尽管如此,传奇网页游戏私服,以IMF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仍然存在明显的滞后。
其二,成员国内部贸易壁垒的减少、消除,有利于TPP成员国获得更多的直接投资。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汽车公司要在东亚增加产能投资,这时候它可能会考虑作为TPP成员的越南,而不是中国。
至此,TPP、TTIP、TISA等新型贸易规则,将主要发达经济体美、欧、日悉数囊括。
杨盼盼、徐奇渊,《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趋势脱钩:中国将发挥关键作用并受益》,《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2014年,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曾经对跨国企业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3%的被调查企业家认为,TPP的实施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决策;还有22%的企业家表示,TPP这个远景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投资决策。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行为主体,他们的行为改变,将在中长期对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重构现在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如果考虑到TPP的连锁反应,则这方面效果将进一步得到放大。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还开展了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欧盟将这项谈判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作为欧洲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此外还有涉及50多个成员国的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该协定覆盖全球服务贸易的75%。
此外,以德国西门子为领衔的工业4.0,以美国通用为主导的工业互联网,正在构建分别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两大工业生产体系。2016年3月,这两大中心宣布合作,并启动对接。就在欧美试图重构世界工业生产体系的同时,2015年6月,日本政府也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战略目标,而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也从“致力于推动日本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悄然转向成为一个招商引资的机构。
倒是在前面提到的TPP和TTIP协定当中,直接或间接的包含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体系的规则设定。比如TPP就包括了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市场准入等目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TPP也是一个与国际投资相关的协定。

三个学术民工︱从全球化到碎片化:中国准备好了吗?

国际贸易体系转向碎片化
Qiyuan Xu, Bei Gao and Dongming Liu (2016) “What AIIB Means for the Development Finance System? A View from China-US Relations”, in Zhiyue Bo (eds.) China-US Relations in Global Perspective,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Wellington, pp.136-54. forthcoming.
这种货币互换协议,是一种局部性的金融安全网,在一定范围内取代了IMF的救援职能(而且可能更为有效)。但同样地,绝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
在此背景下,2011年11月欧债危机肆虐之际,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士的六大央行达成了为期2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两年后,该协议升级成为长期限、无限额的货币互换协议。通过协议,其他五个经济体可以随时获得所需的美元流动性,对本国外汇市场进行稳定性干预、应对短期外汇市场压力。这在后来美联储宣布退出QE,以及再后来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的过程中,为其他协议经济体提供了金融安全的保证和支持。
总之,投资是新增的产能,如果新增的国际产能布局在全球发生了变化,那么国际贸易流也会发生变化。
然而,上述贸易谈判都具有高规格特征,这也使得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短期内难以加入,即便加入,也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均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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