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范文澜说：“短期内给予人民相当充分的民权自由是维新运动的最大成绩。”变法运动很快失败，皇帝被囚，康、梁等变法者或流亡国外，BT页游sf，或喋血菜市口。一个政权的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丝毫不肯让步于从上至下的改革，它就只能等待历史的报复了。

《盗火与革命》的主角专注于治世，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近代中国大变革的最直接承受者。黄兴、宋教仁固然是革命者，但是谭嗣同、张静江、宋耀如、阎锡山等人又何尝不是。进而言之，要理解辛亥前后的复杂场景，需要梳理不同阵营、不同阶级、不同命运的关键人物，重新审视他们的功过得失；而这些人物的人生经历聚合到一起，就是一部细节丰富而立体的近代政治史。

但从甲午战败到变法之间，仍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里，康有为呼吁变法的声浪越来越强，并波及体制内的高官，他的强学会也得到了朝廷要员文廷式、张之洞们的支持。这三年里，光绪自己则恶补了西方的器物制度一课。当时的外国人注意到这一点，同情地强调说：“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有人认为他是笨蛋。我们不妨假定他并不聪明，我们不妨将他视为低能儿，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让人把每一种巧妙的玩具以及每一种过去二三十年内除Χ光和液态空气之外的神奇而有用的发明和发现都带进宫里去？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买有关外国知识的每一本中文书，直至他被废黜？我们不妨说说看，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在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时间里把所有这些外国书买了来，在一无帮助、二无助手、三无导师的情况下悉心研读，然后开始颁发一系列东方君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颁发的最引人注意的诏书？我们不妨解释一下，一个低能儿怎么能在他两三个月的诏书中，把过去十年进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全都包括进去？”

《盗火与革命》，余世存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7

光绪本来是跟师父翁同龢等清流派站在一起的主战者，经此战败，他很快明白体制滞后的恶果，“非变法不能立国”，何况作为一国之尊，权柄用起来如此不顺手、不得意。因此，当康有为等体制边缘的士子们上书，要求变法时，他开始同情并支持变法派。

光绪皇帝的命很苦。历史学家一向以不动情为人称道，但黎东方说，光绪是中国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从进宫到囚禁，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后人分析，光绪跟慈禧一样好强争胜，只是他不幸遇到了慈禧，从小就被慈禧管教，而无法无能逃脱慈禧的手掌心。有节义之言行的太监寇连材说过，慈禧从没给过光绪好脸色。

本文摘自《盗火与革命》，余世存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7月

（本文为腾讯文化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摘要]无论医生、学者、官员如何数说光绪的心理生理病痛，他的无能无知的一面，光绪还是做了自己所能做的，因此他死后，人们谥他为“德宗”。

光绪，图源网络

这个苦命的皇帝从小生活在皇宫之中，却像寄人篱下一样。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主，到他十几岁亲政时，霸道的慈禧甚至不让他有挑选后妃的权利，以至于历史学家们数出他一生的七八处大苦。跟康熙不同，康熙八岁亲政，虽有顾命大臣，但在皇宫中还是可以做主的，到他准备铲除统治障碍时，宫中太监们跟他团结一心。康熙可以立威，可以培养自己的班底。光绪自始至终是一个孤家寡人，他只能示弱，他没有力量，没有基础，以至于有人以为他是低能儿，是笨蛋，是窝囊废。

光绪是当之无愧的。

余英时说，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需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戊戌变法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悲剧。对中国政治极有经验的邓小平就说过，改革就是革命。由此可知，在光绪无能借重朝中清浊势力，只能依靠部门下层官员和边缘士子来变法时，他实际上是孤单地实施了一场革命。余英时说得有道理，但他没有分析一个掌握了国家重器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光绪确实一无所有，但他拥有名。

到了1898年，康有为再次上书要求变法，光绪看看慈禧的脸色，开始从示弱走上自主了。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共计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中，前后发布变法命令一百一十多道。中国的后生学者感慨说，在变法的短短一百天之内，这个曾经的窝囊废，一变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悲剧色彩的正面英雄。当然，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外国观察家如此看待他的权柄：“天才的那些个心血来潮及其相应的优缺点他全都有。他可以像恺撒那样生气勃勃地大笔一挥，威胁他的大总督，罢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员，引进中国人所想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又如此看待他和慈禧的关系：“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像逃避恶鬼一样那样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