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实在的恐怕是驾校，考驾照的周期短，效果可验证，可评价。我们经常会在社会新闻看到某些“冥顽不化”的学员连着学习好几年，把教练熬哭了的例子。

　　巨大争议

　　实际上，保健品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就是，那些不顾及后果和社会影响的营销，归根结底只是看现在哪个风向更流行，或者在监管意义上更安全罢了。

　　这就更进一步的增加了权威“背书”的意味，将整个平台的信誉，同广告主的产品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以得到为代表的知识付费产品，赚钱之余吞噬了不少“国民总时间”，对年轻人而言，时间可能比金钱更宝贵。

　　换句话说，这些人发展到做社群，搞类似“精神控制”一样的价值观统一，几乎是必然的。而科学精神归根结底，还是要不断怀疑，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而不是盲目追随。

　　但是，也有人指出，不管是青年人的知识付费，还是中老年人的投资骗局，考虑到他们沉闷无味，没有追求的生活中，因此加入了一段轰轰烈烈，有理想，有追求的美妙时光，你就说他们是花了钱买了陪伴，买了自我满足，似乎也没啥问题啊。

　　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问题。

　　从 2015 年起算，罗振宇自称要进行 20 次的《时间的朋友》系列跨年演讲，刚刚讲完第 4 次。然而，他已经开始承受比往年大得多的质疑声音。

　　看来，这种强迫广告提供风险警示的“脏活累活”，靠不得行业自律，恐怕只有期待有关部门扛起来了。

　　（ https：//mp.weixin.qq.com/s/JIIyu9ppHAYlcICEz1ZZ9Q ）

　　当初那些“校园贷”、“套路贷”的新闻出来，每一条都看得人直发抖。航通社读者们多数也许长期浸泡在丰富的资讯环境里，具备足够的安全防范意识。而恰好是那些涉世不深，没有社会经验的人，越是不应该骗的，越容易上钩。

　　到了新媒体时代，跟以前相比涌现的新问题，在于越来越无孔不入，难以辨别的植入式广告。

　　何刚现在是在微博上说这番话的。早在 2012 年，时任《21 世纪网》总编辑的周斌，曾经视微博这个当时的新渠道为机构媒体的巨大威胁：

　　去年底，“保健品帝国”权健被媒体公开揭批，亦重新引发公众对直销、传销的关注。恰在此时，罗振宇和另一位“KOL”吴晓波早年代言 P2P 产品“贝米钱包”的陈年旧事被翻出来。

　　罗振宇和吴晓波卖的 P2P 有风险，要么不卖，要么不针对特定人群卖，要么给出醒目得足以打醒糊涂人的风险提示。这三点会影响到广告效果和平台声誉，所以他们一个都没有做。

　　这也就是前述孙旭阳文章中提到的“以满足安全感和尊贵感促成交易”。说白了就是安慰剂，多少有点效用，但实际上冷暖自知。

　　2018 年 7 月，贝米钱包“爆雷”，不少两人的读者和其它一些自媒体读者因此受害，但向罗振宇们的申诉却都石沉大海。所有曾打过广告的人此时都集体沉默。

　　由于深度植入广告“透支”了平台信誉，并且制作过程就要求平台要更深入地参与，所以过去的“避风港”原则，也可能不一定适用。

　　如何防范悲剧重演

　　从而，新媒体在为产品做背书的时候，也许目标针对的那些读者并不知道，其实文章作者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过这个产品，更可能只是一个非常程式化的合作，甚至都不一定需要团队创始人亲自过问，由底下的 BD（商务合作）员工来促成即可。

　　在“知识付费”尚不是风口时，诸如课外辅导班，兴趣培训班，甚至学车和健身房你都可以看作是依靠传授知识赚钱的同类生意。

　　“你行你上”？

　　至于后一种说法：仅仅依靠“主张科学、权利和自由”来判断之所以不靠谱，是因为贩卖者完全可以做出与所宣称的精神并不相符的实际举动。

　　但是，现在所称的罗振宇们从事的“知识付费”，有一个特点是：它们不能做一锤子买卖，尤其不能说自己是按效果付费，否则就不能成其为商业模式。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7567200/answer/564164627 ）

　　什么才算是作恶？

　　哪怕说这个用户群是大数据筛选出来的，难道就可以免责？更不用说，在有口碑的公众号和知识付费产品中，依靠平台声誉捆绑背书，正是属于“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性的结果。

　　（ ）

　　的确，评价是否作恶的光谱比较模糊，不是非黑即白的。那么有什么简单易懂的标准可以用作判断此类产品的社会影响是否积极正面呢？

　　2016 年底，香港金融管理局对电视媒体频繁出现的放贷广告提出监管指引，要求在广告播放中加一句“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意为：先确定你能还上钱，再去借钱）的风险警示。

　　所以，单纯以点击率和买单率论英雄来制定 KPI ，在机构媒体合并浪潮裹挟中，的确也情有可原。问题是可能“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罗、吴二人分别于 2015 和 2016 年代言过贝米钱包，并都推出过与该产品联名的定制礼品，分别是书籍套装《送给现在和未来的有钱人》和“2016贺年版吴酒套装”。

　　得到平台推出时的旗舰产品《李翔商业内参》一年后改为免费，日常打开率似乎只有十几个百分点。在针对青年人的产品遭遇增长瓶颈后，得到的对策是推出“少年得到”，挤入其实已经非常拥挤的 K12 赛道。

　　即使如此，其它类型的媒体人学习的时候也只能是“批判继承”，因为各自产出的产品类型和适用人群都不同，不能生搬硬套。

　　之前的判例可能会说，我们假设开设广告位的报纸、电视台等，并没有义务去成为全行业的专家，去评判广告产品的前途和风险；它只需要证明在接这个广告的当时，广告主拥有合法的资质就可以了。

　　这里提供一个个人观点，就是可以看学员/客户购买或者信仰所付出的总代价，是否超出了他/她的承受能力。如果极限压榨，以致倾家荡产，那就是恶；如果“小赌怡情”，愿赌服输，那就不算。

　　然而不同于报纸、电视、网站广告条等相对固定，可区分的广告位，植入式广告和实际文本难以分辨，甚至还有联名销售 IP 衍生品的做法，就比如“贝米钱包”赞助的书和酒。

　　如果说评价标准不是“它帮我升职加薪了”而是“我自己心里觉得好就是好”，那这种知识付费，和传销在评价体系上就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根据是否“愚昧”，甚至是不是“中医”来判断价值观，那么保健（食）品在 2000 年之前，可也大多是拿着“信息锅”“核酸”“美国最新科技”来说事的；现在权健卖的卫生巾，也号称是“石墨烯”来着。

　　“以激发群体恐慌感吸引流量，以满足安全感和尊贵感促成交易，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跟权健做保健品大体一致。”

　　“我完全无法理解一些传统媒体记者的做法，即一个事情发生了，你在现场，不通过自己所任职的机构拥有的渠道来直播，却通过新浪围脖直播，到底是你任职的机构给你发薪水，还是新浪给你发薪水呢？传统媒体的记者，拿着报社的钱，替新浪干活，连起码的职业准则都不知道遵守，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