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以上问题和挑战，经济全球化亟待转型和重塑，其核心在于实现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权利与义务、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等多个维度的平衡，从而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演进。

五是世界民粹主义思潮不断发酵。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对经济低迷、政治恶斗和社会动荡等现实困境，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国家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思潮。他们把国家发展的停滞归咎于政治精英的虚伪无能，把自身生活水平的下降归咎于全球贸易的强烈冲击，把社会犯罪和恐怖袭击的增多归咎于外来移民的持续涌入。这些以反精英、反移民、反自由贸易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借助新兴媒介不断扩散，成为塑造国内议程的重要力量，最终导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派政治人物的崛起。这不仅对全球化构成了强烈冲击，更对国际秩序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一路高歌猛进，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促进人类交流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严峻的现实挑战。当前世界的逆全球化趋势正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积累结果和集中反映，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二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悲观预期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当前，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最多的前十位国家均为G20成员国，其中美国更是位居各国之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执政以来自认美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输家，高喊“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的政策口号，主张“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其全球贸易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今年以来，特朗普向全球挥舞贸易制裁大棒。不管是主要针对其盟友的钢铝产品征税，还是指向中国的301调查及其后续行动，美国单边主义的贸易恫吓行为严重破坏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全球贸易秩序在保护主义的喧嚣中正滑向脱轨和失序的轨道上。

四是国际经济治理规则趋于碎片化。冷战结束后，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趋势是区域一体化。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谈判（TTIP），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到亚太自贸区倡议（FTAAP），各种类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可谓方兴未艾。然而，当前大部分的区域合作都是对内开放、对外封闭，成员国之间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相互间贸易、投资、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但对区域外国家、企业则带有明显的排他性。经济治理规则的碎片化使得不同经济体之间竞争有余、整合不足，加剧了各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倾向，同时也阻碍了国际市场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

一、经济全球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三是全球利益格局出现巨大失衡。过去二十多年，，全球财富经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财富分配却出现巨大失衡。在国家层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掌握着国际规则特权和舆论话语优势。然而，它们认为自己并非全球化的最大赢家，而是抱怨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获得了更大的相对收益。在社会层面，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空前扩大。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企业、金融巨头在不断拓展的世界市场中赚得盆满钵满，而处在社会中下层的劳动者却承受着产业转移和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勉强过活。此外，当今世界仍有7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面对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那些在全球竞争中的失败者抵制全球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遭受重创。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经过大规模的政策刺激和国际协调，世界经济逐步止跌回升，步入“后危机时期”。当前，世界经济全面复苏，主要国际机构普遍上调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然而，中长期看，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问题。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短期政策刺激边际收益递减，新的增长引擎尚没有完全形成。此外，世界主要经济板块持续分化。美国经济走强，日欧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增速回落、资本外流和改革停滞的困境，巴西、南非等国更因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发展势头差异增加了各国政策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当前，经济全球化处在一个关键十字路口。一方面，技术进步、产业变革和跨国资本流动推动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特朗普自执政以来推行的一系列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行动又表明逆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强势登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代表了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为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指引了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