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我读起来感到有些繁琐，但是他的隋唐政治研究真的非常精彩，他完全是从经济基础去分析政治状况，这恰恰符合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概念去硬套。史学家往往从道德层面评价魏征敢于说话，唐太宗敢于纳谏，可是陈寅恪先生另有见识，他认为魏征代表山东利益集团，有经济基础、有山东利益集团的支持，所以唐太宗对他格外重视。陈寅恪先生从史料里面得到独到的史识，而这个史识又非常精辟。现在搞国学，如果变成炫耀学问的姿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刘再复：我们过去笼统讲四大文学经典，如果单从审美形式着眼当然可以说是四大经典。但文学的三个要素是跑不掉的：一个是心灵，一个是想像力，一个是审美形式。精神内涵中最根本的是心灵内涵。如果从心灵内涵看，四大经典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红楼梦》、《西游记》才呈现中国美好的心灵，两部小说都有佛心、童心、真心。可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却布满凶心、机心。《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心术、阴谋、计谋的大全，充满机心。《水浒传》的英雄特点是嗜杀、不近女色，它的英雄观是中国大男子主义和专制人格的变体。我批判它的两大命题：一个是造反有理，一个是欲望有罪。孙悟空也造反，但是他身边有唐僧，有紧箍咒，造反也要有规则，不能滥杀无辜，如果没有唐僧的制约，孙悟空就会变成牛魔王，变成魔鬼。可是《水浒传》的造反有一个公式，即凡是造反就有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把四岁的小衙内劈成两段，这合理么？武松血洗鸳鸯楼，顶多是杀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3个人，可是他杀了15个人，连小丫鬟都不放过，这合理吗？我在《双典批判》中提出一个重要理念：手段和目的是一体的，不可分的，而且手段重于目的、大于目的。不可能用黑暗的手段抵达光明的目的，不可能！使用血腥的手段把一个四岁的小孩砍成两段，还说是崇高的目的，这不可信。所以，我要告别革命，告别暴力手段。我喜欢甘地和托尔斯泰，他们的非暴力思想是人类的福音，我们告别革命就是把这个福音继续传播。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的两次死亡体验。经历这些深重的死亡体验之后，难道我们不会学习一点东西？难道我们不会吸取一些教训？基本教训就是应当尽可能避免使用血腥的暴力手段。我认为不论哪个国家，当代的领袖的第一使命是避免战争。和平时期最坏的日子也比战争时期的最好日子还要好，我绝对主张用和平协商、妥协的办法解决一切矛盾冲突。我们中国文化有大小两个传统，大传统是尚和、尚文、尚柔。儒家、道家、释家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小传统，就是农民起义、农民造反的传统。这个小传统很残酷，不仅仅是农民起义的一方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一方也很残酷，两边都是你死我活。农民革命中出现张献忠这种人，他树立了“七杀碑”，无情杀戮。可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人，比如像曾国藩这个大儒，他杀人也是无情的，所以他被称为“曾剃头”。我们告别革命就是告别小传统。不能再继续高喊“造反有理”了。我希望21世纪是一个没有内战、没有革命、没有饥饿的世纪。

周汝昌对《红楼梦》后40回评价太低，我不赞同

刘再复：刘心武是我的朋友，他这么用功写下28回，很不简单。可惜，我还没看到这本书，所以没有话语权。心武是小说家，又学习周汝昌先生，下了一番考证功夫，有条件作续书。周汝昌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红学家，他有很高的考证成就，他的学生梁归智教授写了一本《周汝昌传》，第二版也快要出了，请我作序，我的题目叫做《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我对周汝昌先生评价非常高。。

时代周报：你在厦门大学还讲到《红楼梦的哲学要点》，有什么新的看法？

时代周报：你在厦门大学演讲的一个题目是《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为什么提出这个观点？

刘再复：我看到一些文章对《双典批判》进行反批判。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把我的序言里所讲的前提看清楚，我已经区分了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的不同。有些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可是从心灵指向角度来说却有问题。比如三岛由纪夫，如果从文学批评来说，他真正是日本的大作家，我认为他比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更有文学水平。但是如果从价值观来讲，他鼓吹暴力、鼓吹武士道精神，所以他不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经典越要批评，因为它太精彩了，可是毒素就含在精彩里面。所以，我要用很高的力度，一点都不含糊来批判《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也欢迎人家的反批评，但是不管有多少批评，我最后还会再进行反批评。我是非常坚定的，这是死守很多年的看法了，我认为这两部小说是中国的地狱之门，中国怎么陷到地狱去，就是从这两部小说陷进去的。

2008年，刘再复从美国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第一次公开演讲，算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的女儿刘剑梅随后到北京，很多出版社找到了她，返美时她告诉刘再复：“爸爸，我替你签了25本书的合同。”近年，刘再复的著作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