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描述，既应有微言大义的宏观叙述，也应有见微知著微观刻画。离开金戈铁马的沙场，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一个“铁浮图”的具体装备是怎样的。

顺昌之战宋军得胜后，一名被南宋朝廷派往顺昌作通判的官员汪若海姗姗来迟，硝烟散尽才抵达顺昌的汪通判，还是给朝廷写了一篇“札子”作为官方报告“聊述顺昌之战胜”。虽然没有像杨汝翼一样亲历战斗，但汪通判“躬往战地，或访亲身临战之人，或质被掳得脱之士”，反倒得到了关于铁浮图更为详尽的资料。

综上所述，亲历战阵的杨汝翼对铁浮图的记载中，近强调了铁浮图披重甲的特征，并没有经典的“三马相连”，反倒是战后才到的汪若海首创了这样的描述。而到了岳珂著书时，汪若海笔下显然是不同兵种的“铁浮图”和“拐子马”竟合二为一。不得不说，历史的真相实在是扑朔迷离。但综合不同的历史记载，我们至少可以明确，“铁浮图”是金军中人马皆披重甲的精锐重骑兵，至于具体的战斗形式，仍有待考证。

两宋时，扎甲工艺十分发达。当时的扎甲一般为前开样式，边沿以锦缎包边，穿着时，先内穿一层皮质或绢布坎肩，而后披挂身甲，在两肩用吊带连接承重，披膊也为坎肩样式，再在胸腹部位以束腰将身甲扎紧。最重要的头部更是有全方位防护，进可露出双眼，可谓密不透风。

建立金国的女真人原本受到辽国的压制，并没有自己传统的甲胄，建国之初全靠缴获辽国甲胄来使用。而辽国自檀渊之盟后，一直以“北朝”自居，从律令典章到衣冠礼仪都全面汉化，甲胄当然也不例外，因此辽国甲胄颇有晚唐五代遗风。金国灭辽之后，也继承了辽国的甲胄风格，从现有资料尤其是绘画上来看，金国甲胄其实与宋军并无太大差别。

“骑射乃满洲根本”，出身渔猎民族、祖先以弓马娴熟而入主中原的乾隆所提出的质疑，不无道理。自古以来，骑兵现对于步卒最显著的优势就是其极高的机动灵活性，倘若三匹驮着重甲骑士的马连在一起，固然增强了冲击力，但却横生弊端，正如岳珂所述，“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乾隆认为，金兀术作为熟悉骑兵战法者，怎么会做出这种作茧自缚的事呢？此外，乾隆还本着严谨的学术精神，指出有关记载是孤证不立。

今天，人们依然怀念这些体现着刚强之美的甲胄，许多甲胄爱好者也纷纷根据史料记载，发挥合理想象，制造出属于自己的铁浮图。当年叱咤风云的铁浮图，如今已经失去了实战价值，仅存尚武精神。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对于铁浮图最早的记载究竟是怎样的。

其实，历史上不乏岳珂的质疑者。女真人的后裔，清高宗“乾隆爷”在盖章爱好之余也勤于思考，他读到岳飞大破铁浮图的内容时，就在《御批通鉴辑览》留下了如下的御批：“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乌珠（兀术）等传皆不载，惟见于《宋史》岳飞、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乌珠（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

这段记载中有些词句需要稍作解释。金兀术手下的“扢叉千户”即侍卫亲军，而“河北签军”则是金人在汉地强征的“伪军”。在杨汝翼笔下，铁浮图便是金兀术手下披重甲的亲军骑兵，而“拐子马”则是私通南宋官军的无斗志“伪军”口中金军善战的部队，并无过多解释。

在中国民间的传统认知中，岳飞作为名将的地位，可谓是仅次于武圣关羽了。在以《说岳》为代表的文艺作品中，岳飞的宿敌是金国大将完颜宗弼，人们更加耳熟能详的名字则是“四太子金兀术”。

民间对于铁浮图和拐子马的认知，基本都是基于一本书中的描述。那就是岳飞的孙子岳珂所著的《鄂国金佗稡编》中的《鄂王行实编年》。其中写道：“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无限元宝网页游戏私服，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是战也，以万五千骑来，诸将惧，先臣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

宋金战争中最早有关“铁浮图”的记载，是郾城大捷之前两个月，由刘琦指挥的顺昌之战。在这次战斗中，一位目睹了战斗全过程的文人杨汝翼，写下了一篇战地记者的纪实文学作品——《顺昌战胜破贼录》，其中第一次记载了宋人眼中的“铁浮图”和“拐子马”：“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其精锐特甚。……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止是两拐子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