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标署为"秘密"档的《国务院关于支配中共军队规模主要因素的报告》表明：美国情报机构在国、共两方的军事实力方面，掌握了相当翔实的一手资料，作为"局外人"，对这场战争的了解超过了多数"局内人"，全盘局势尽收其眼底。美国关心的不止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中国问题可能引发的一系列世界的问题。
1945年10月12日，在日本投降近两个月之后，熊式辉等国民党大员才踏上了东北土地。此时，中共在东北的最高指挥机构——东北区已经工作了近一个月。同时，国民党在东北尚无一兵一卒，而中共在东北已有了好几万部队。
熊氏满意而来，失意而归，在东北谈判过程中处处被动，比仅负责东北经济接收的技术官员张嘉璈更缺乏全局眼光与应对策略，政治资本没捞到，反而在党内惹得众怒一片。东北籍高层人士齐世英之女齐邦媛在回忆录中，也对东北接收当时未能善用东北籍人士多有意见。连蒋经国也认为熊式辉“怕负责任，怕有责任，对大问题又决无决断”。熊式辉自己事后反思，更颇有悔意，“小局面不能做大，大局面也不知道如何保持其大”。
但是，国民党并未乘胜前进，杜聿明增派部队入关的请求没有得到其他战区支持，军令部长徐永昌、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均认为应先解决关内问题。
根据形势的变化，1945年12月24日，代理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致电彭真：“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28日，毛泽东指示东北局，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这两次指示后来被形象地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展现出一种能屈能伸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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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本来以为“民心可用”，在对苏谈判中由原来的退两步变成寸步不让，试图利用民众的反苏情绪，但外交经验丰富且实力占优的苏联完全不吃这一套，在拖延撤军进程的同时，鼓励中共全力北上占据更多有利地域。
结语
中共出兵东北的举措可谓迅雷不及掩耳。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等部向东北进军，揭开了中共经略东北的序幕。8月30日，中共部队占领了山海关，扼住了进入东北的门户，迫使国民党其后从陆路入关不得不付出加倍的代价。9月10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电告国民党“中共军队已进入东北”。而此时，远在西南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还在陆续北上途中，蒋介石更关心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接收，对东北接收主要寄希望于苏联的协助。
这种高度灵活的策略、对苏方的理解，为后来进一步获得苏联支持营造了良好的氛围。1946年3月11日，苏军从沈阳撤退前告中共东北局：“现在一切可以放手，凡我军撤退处，都可打。谁进沈阳，都与我们外交无关。”苏方还一再询问中共：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允许国民党派五个军来东北？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
正是基于美国对自身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考虑，使其一度做出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当他们在意识到国民党政府打不赢这场战斗时，又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更具体地说，促使美国做出这个决定的，除了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之外，关键性的因素只有一个：苏联会不会冒着极大风险支持中国共产党打赢这场内战？只有当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的时候，美国才会改变"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一旦美国对国民政府提供足够的武器支持以改变中国内战形势，它必须要冒苏联这个风险。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组成东北局，其后，又先后派林彪、罗荣桓、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去东北。这样，共有4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20位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占中央委员会成员总数的近1/3），由此可见中共对东北的重视。10月3日，彭真在沈阳面见苏军高级代表，该代表转告了斯大林的话：中共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中共在东北的气魄很大。据此信息，中共决心抽调30万主力，用一切方法控制东北。
再说民意基础，据李兆麟的报告：“一般群众，工商资本家，都对国民党中央抱很好的幻想，认为国民政府是正统，故在任何场所听到中央军中央政府来了就好了，工人生活困难也说中央来了就有办法了。形成当时一般人的反共反八路军的空气。”但是，国民党大员到东北接收之后，情况又开始变化，因为接收官员“卖官贪污，大吃大喝不干正事，（民众）由失望到部分起而反对”。
苏联：帝国情结，精于算计
东北是最早沦陷的国土，但在收复东北的人选安排上，蒋介石却选定政学系的熊式辉执掌接收重任，虽然也安排了不少东北籍人士（如：莫德惠、马占山、齐世英、张作相、那木济勒色楞），但实则多为闲差，无异于摆设。原来的人选是张群，可是由于熊氏的运作，蒋介石满足了其要求，1945年9月1日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10月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确实有功，但也有其自身的国家利益。苏军进入东北后，对日占时期留下的物质资源巧取豪夺，在东北表现出种种劣行，都是不争的事实。据伍修权回忆：苏军以胜利者自居，酗酒滋事，甚至骚扰群众，后来他们回国时，又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等等，一一拆运带回苏联。据熊式辉、张嘉璈给蒋介石的报告：现钞均被提走，银行全部停业，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交通通讯工具多数拆运，都市成一空城。工业企业生产能力下降为原来水平的1/3。据《纽约时报》报道，斯大林曾经命令：“不要留下任何能够移出满洲的的东西”，并从苏联国内派来大批技术专家，指导拆迁和运输工作。
与中共的迅捷动作相比，国民党的动作确实太过缓慢。到1945年12月，中共在东北的部队总数接近30万，然而国民党军事主管陈诚给蒋介石的报告称，估计中共出关部队人数不过4万余人。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人们不会忘记东北的特殊地位与贡献！
值得强调的是，国民党虽然未获得苏联的积极支持，但并不能说天时地利人和全在中共一边，只能说国民党手上有好牌，却越打越烂。比如，国民党军从陆路入关，从攻占山海关到占领锦州，仅用了不过10天的时间，可谓长驱直入，说明国共两军当时实力的差距，中共部队尚不具备与对手全面抗衡的实力。1946年5月24日，国军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后，蒋介石飞抵东北，询问前线将领：共产党的战术比在江西的时候有无进步？在听到否定的回答后，蒋介石信心爆满，轻视中共的心理油然而生，决定以一年为期解决东北的战事。
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苏联口头上从来都表示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却又不提供任何实质性支持。国民党东北行营在实质接收方面几乎一无所成，在苏联不支持的情况下，连接收官员前往东北各地的交通工具都无法解决。
中共对国际国内大势的判断精准，经略东北的行动堪称高度机动灵活。
1945年10月6日，苏联答复国民政府：“大连作为商港，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蒋介石对此恼怒异常。不能在大连登陆，国民政府决定改由营口登陆，请求得到苏联支持，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在数次推诿避而不见后，11月5日终于会见熊式辉，正式通知“营口已为十八集团军占领，饿方不能负国军登陆营口之安全责任”，至于空运行政问题，苏方表示，苏军已“由南向北撤退，至于撤退后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
抗战结束，当时的国共双方都有些应对失措，尤其是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似乎并无通盘打算，尽管其日记往往事无巨细地写下他的反思与雪耻，但落实到操作层面，不少设想非常迂阔。进入东北之前，蒋介石天真地以为有了中苏条约，就可以名正言顺将东北收入囊中。
国共东北相争，国民政府一方面想当然地以为有了中苏条约，东北将轻易收入囊中，另一方面寄厚望于美国，多次公开表态希望美国支持。结果，国民党依赖的美国支持基本落空，这直接导致在军力对比上国民党处于不利地位。有人说美国小瞧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导致它在援助国民党时"手软"了。那么，这究竟是美国不希望扩大在华利益，还是出现了战略误判？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并不令人费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