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程度上，高群耀在微软、新闻集团等外资巨头的工作，更像是中美两种逻辑、价值观的“变压器”、“价值发现者”。“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这个时候，就需要种种‘条例’来打补丁，有这么多密密麻麻的横向(地区)、纵向(行业)条例，看得明白是一个栅栏，里面充满了机会。看不懂，是一堵水泥墙。当你跳过去，如果成功了，这叫试点，就变成产业了。这就是红利。”高群耀对记者说。

董事长王健林治下的万达，与微软、新闻集团相比，又是一番气象。每个早晨，在万达一个可容十几人的特别餐厅，王健林会与核心层一起吃早餐，非强制，全看意愿，高群耀位列其中。

在为日后留下刻度的1999年，外界目光，聚焦到了一个名叫高群耀的人身上，此前，他是欧特克(NASDAQ:ADSK)全球副总裁兼亚洲最大发展地区总裁，当年11月，他接受微软(NASDAQ:MSFT)聘书，成为微软中国总经理。

目前，主流商业大片无法在移动电影院国内版上映，但在北美有所突破，譬如，《决胜时刻》、《我不是药神》等影片，相继在移动电影院北美版映出。

“假如说画一张表，横坐标是有形资产往无形资产改变，纵坐标是在中国成功的一个业务。你会发现，越往左边靠，越有形的东西，成形的、有体系的、有生产线的，越容易成功，如苹果生产线。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转变，外企在中国的成功就比较牵强了，PC机在中国非常棒，软件就一直没有。再往右边走就变成互联网类的公司，在中国基本没有成功案例。从有形资产往无形资产走的过程中，外企在中国的成功率是大幅度下降的。”有着丰富外企高管经验的高群耀如此向记者总结。

1999年，“空降兵”高群耀入局微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他所面临的状况是，微软深陷“亚都案”，中国区高管大批离职。

2006年，高群耀加盟新闻集团。直到现在，他都对与默多克的见面记忆犹新。“在美国，没有人不知道默多克及旗下的福克斯新闻、福克斯电影、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他打电话要见面，我是非常震惊的，硅谷这帮人，跟媒体那种板板正正的，BT页游sf，简直俩世界。”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但微软中国结构性矛盾依旧。微软大中华区与中国区矛盾，始终是微软中国运作的障碍。微软大中华区有三个独立子公司，但大中华区并不负责任何一个地区损益表，更像是监督和传达机构。

“短期内对网大不会有冲击。是件好事，让更多的人更便利地获得好内容，但需要各方面的支持，政策、行业、内容等。刚需，是市场教育出来的，喝咖啡以前是小众的，现在也在大众化。”有视频平台中层表示。

这一年，微软在华面临“反盗版”风波，“高管大逃亡”。“上班那天起，门口堵了300多个记者。一拐弯，一个电视台摄像机对着你，央视财经节目。我还跳过窗户，门口出不去了。”在专访中，高群耀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忆。

高群耀的选择是，重新梳理公司在华业务内部结构，渠道下沉。为了修补各种关系，微软中国请来了中美建交关键人士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担任顾问。组合拳下，微软中国实现“软着陆”。

深谙“落地化”的高群耀在与王健林沟通后，前述“流程”得以改善。在高管改组和不断并购下，万达在海外迎来高光时刻。AMC成为北美最大、欧洲最大院线。再加上国内院线万达电影(002739.SZ)，万达院线成为好莱坞怪兽。在2016和2017年，高群耀两次被《好莱坞报道》评为“好莱坞最有权力的100人”。2018年，他被《综艺》(Variety)杂志评为“全球娱乐行业最具影响力商业领袖500人”。

2006年，在与新闻集团创始人默多克(RupertMurdoch)多次会面后，高群耀加入新闻集团和21世纪福克斯公司(NYSE:NWS)担任全球资深副总裁、中国投资与战略发展首席执行官、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星空传媒(中国)首席执行官和MySpace中国董事长等职。负责新闻集团在中国的发展战略、政府关系、业务运营及投资业务等。

默多克在他位于好莱坞比华利山顶的豪宅中，向高群耀展示了另一个未来。横跨4个万亿美元的产业，IT、电信、互联网、传媒，正在融合，未来有新产业形态出现。这个未来，让高群耀心动。

2013年，默多克与邓文迪婚姻终止，其后，新闻集团加速撤离中国市场。

历史齿轮继续向前，随着高群耀帮助微软解决完短期问题后，公司在华结构性困局凸显，这在外企颇为常见。表现在，微软大中华区与微软中国区的尴尬关系，重重汇报体制及衍生内耗。2002年3月，高群耀从微软离职。

有了微软经验，这次，高群耀获得默多克的“直通车”，作为“在华特使”，直接向默多克汇报。随着退出星空卫视运营，新闻集团在华业务演变成战略投资。其间，博纳影业、珍爱网、迅雷都是标的。“有些电影制作项目，除了投资人不赚钱外，其他各个环节都能捞到好处。”高群耀如此形容当时对电影公司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