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举办世界公共艺术节，让北京城的公共艺术作品在学术水准上达到国际上的一流标准。比如，在老百姓生活的各种环境中，都能有一些公共艺术作品，从艺术作品到跟大众互动，让老百姓一出门就能接触到公共艺术。还有一点我，北京现在有很多在建公园，比如通州，宋庄也新建了很多公园，这当然非常好，但我觉得文化内涵还不够，如果能把这些公园改造成公共艺术公园，可以有效丰富北京城的文化内涵，而且能让大家与当代艺术、建筑有更亲密的接触，变态网页游戏私服，我觉得这是一项可行且易实施的举措。

　　记者：传统是文化传承的基础。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中国的当代建筑有没有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如何在文化传承的同时追求文化的创新？

　　记者：从您的研究领域出发，谈谈对北京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发展的建议？

　　王明贤，1954年生于福建泉州，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建设部《建筑》杂志社后任主编；1986年,参与发起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沙龙；1989年，任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备委员会委员；1996年，《建筑师》杂志副主编，1999年UIA国际建筑师大会中国当代建筑艺术展秘书长，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策展人；2004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2005年，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执行小组成员；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第10届国际建筑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2014年4月，中国当代十大建筑评选组委会主席；2015年，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建筑设计院研究员；2016年，任中国国家画院《中国公共艺术年鉴》主编。

　　记者：谈谈自己对北京作为历史之都、红色之都、京味之都、创新之都的看法。

　　当代艺术在学术上的探索很重要，但艺术毕竟大多被置于美术馆、博物馆中，和老百姓还有一定距离，但公共艺术其实就是生活中的艺术，它和老百姓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公共艺术应该是城市建设中政府尤其需要重视的一环。

　　记者：请谈谈在您的成长经历中与“北京”有关的部分，获得了北京这座古城哪些滋养?

　　王明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自然远比建筑重要，人们不断地向自然学习，使人的生活回到某种非常接近自然的状态，一直是中国的人文理想，我称之为“自然之道”。说到自然之道和自然建筑，可以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实验建筑师对于园林方法的应用。中国古代的建造大师张南垣，他对中国的园林建筑有很大的影响。他以山水画法堆山叠石，所作之园林似宋元山水名画。中国无锡的寄畅园就是张南垣思想很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杰出的园林建筑。

　　1982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建设部《建筑》杂志社工作，真正在北京工作生活，才发现北京的文化氛围非常好，经常能听一些著名学者的演讲，也常常和建筑界和艺术界的年轻朋友交流。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讨论的时期，大家思想都比较开放，我很快就投入到现代艺术运动中，参与一些关于新建筑、新艺术的讨论，组织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现代艺术展，还创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青年艺术群体——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沙龙，从此开启了我的职业化之路。几十年来，我在建筑、美术与策展等多个领域之间穿梭，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也对新中国美术史、美学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研究。可以说，北京这座城一直滋养着我，反过来，我也积极地投身到推动北京文化艺术建设的浪潮中。

　　我建议将北京建设成世界公共艺术名城，北京有那么好的古建筑、新建筑，还举办有那么多的当代艺术活动。可以说，北京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都需要公共艺术，它的在地性、它的当代性、它的参与性，都将使这座城市发生更多变化。

　　王明贤：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城市往往千城一面，到处都充斥着混凝土的声音，城市失去了文化、失去了诗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艺术是很重要的一剂良药，公共艺术可以使城市找回它的文化内涵，找到它的诗意。

　　再比如，建筑师马岩松以未来主义的表现形式为老北京四合院注入活力。如同水滴一样散落在北京老城区的胡同泡泡，出现在位于北京老城区的北兵马司胡同32号的小院里。看上去像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生命体，是一个加建的卫生间和通向屋顶平台的楼梯。胡同泡泡真正的城市理想是把北京的古城与每个人的梦想连接在一起，在大刀阔斧的城市巨变中，必须重新思考北京长期的目标和想象力在哪里。也许可以把目光的焦点从那些大型的纪念碑式建筑移开，而开始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和社区生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