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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黄州

苏轼并不偏狭,不激进,也不保守,他是主张渐进的利民利国之法的。更重要的是他人格高洁。宋哲宗即位的元祜元年(1084年),“元佑党”人又回来了,饱受王安石打击的苏轼返回了京师。当年四月,王安石抱病去逝,新的宰相、《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主张对其“优加厚礼”。担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起草了一份诰命:赞颂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其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他们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古风,不赞同王安石的政治观点,却推崇王安石的学识和作文。这是名士拥有的豁达情怀,是文豪之间的惺惺相惜。

《寒食帖》能传到今天是一个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是中国文化人的全能冠军。其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那么,至《寒食帖》形成了一个书法的高峰,其书作由平到陡、由缓到急、由正到斜,心境与艺术自由融合,好像是一次积压于巨擘下的泉水:从最初的点滴渗出,之后是细流的冒出,然后是水柱的喷发,最后是四处的漫溢和激情喷射。

公元1079年12月,自汴京出狱的苏轼,获得了朝廷部分的赦免,“责受黄州任团练副使”。所谓责受,大概有接受“再教育”的意思。团练副使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官呢?其实只是一个不理公事、空挂虚名的散官。从直史馆阁员、州太守,到囚犯再到散官,这命运的秋千荡得太急了,让苏轼发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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