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并不偏狭，不激进，也不保守，他是主张渐进的利民利国之法的。更重要的是他人格高洁。宋哲宗即位的元祜元年（1084年），“元佑党”人又回来了，饱受王安石打击的苏轼返回了京师。当年四月，王安石抱病去逝，新的宰相、《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主张对其“优加厚礼”。担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起草了一份诰命：赞颂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其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他们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古风，不赞同王安石的政治观点，却推崇王安石的学识和作文。这是名士拥有的豁达情怀，是文豪之间的惺惺相惜。

《寒食帖》能传到今天是一个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是中国文化人的全能冠军。其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那么，至《寒食帖》形成了一个书法的高峰，其书作由平到陡、由缓到急、由正到斜，心境与艺术自由融合，好像是一次积压于巨擘下的泉水：从最初的点滴渗出，之后是细流的冒出，然后是水柱的喷发，最后是四处的漫溢和激情喷射。

公元1079年12月，自汴京出狱的苏轼，获得了朝廷部分的赦免，“责受黄州任团练副使”。所谓责受，大概有接受“再教育”的意思。团练副使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官呢？其实只是一个不理公事、空挂虚名的散官。从直史馆阁员、州太守，到囚犯再到散官，这命运的秋千荡得太急了，让苏轼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