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对全真教的了解，来自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侣》。小说中的全真教基本持汉族中心主义思想，或者说以宋廷为正统，政治态度与蒙古高度对立。全真教掌教王重阳为坚持抗金，不惜与恋人林朝英决裂。而王重阳之后的掌教丘处机则对成吉思汗养生劝诫，著名的“一言止杀”故事即包含在内。通过小说的渲染，丘处机的侠义形象深入人心。

杨先生认为，这是丘处机蓄意欺骗成吉思汗，因为宋徽宗与林灵素“一个是佞道昏君，一个是道门骗子，祸国殃民，为世人痛恶。金元有识之士多有抨击，丘处机不会不知”。可是，既然杨先生认为，陈铭珪是出于宗教信仰而笃信王处一的种种神迹，那么，丘处机为什么不可以出于宗教信仰而对宋徽宗这段神异之事信以为真呢？更进一步地说，如果宋徽宗因道教误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丘处机以此向成吉思汗劝道，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他又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向杨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信仰”在道教史分析中是否有独立的意义？道教信仰固然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加以解释，但是诸如宗教观念（或体验）对信徒外在行为的影响，是否可以完全得以说明，恐怕并不容易。难以权衡的变量正是宗教史研究的困难所在，学者很难辨析道教徒的行为是出于政治利益/个人利益，还是受到宗教观念/体验的影响。由于缺乏明确的依据，两者的界限也难厘定清楚。

唐先生在书中举了不少例子，如元人刘志玄《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描述的丘处机像白皙无须，明人王世贞也说白云观中的“长春真人像白皙，然肤理羧皱，无须，若阉宦然”（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也许这就是后人加工故事的原型。

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应该是，关于北宋灭亡的原因，当时存在着多种解释，丘处机并不认为北宋灭亡源于徽宗佞道，因此才会以神异之事向成吉思汗劝言，而不必担心当场“穿帮”。在没有绝对实证的情况下，多样化的解读是很难一一驳倒的。

其实，丘处机的形象不止文章中所提到的“大宗师”、“遗民”与“民族救星”。唐代剑先生在《王喆·丘处机评传》中提到，明以后的太监甚至将丘处机作为行业神加以崇拜。这可能与尹志平的记载有关，《清和尹真人语录》中说：丘处机在磻溪、龙门修炼期间，为除去阴魔、炼心去欲，曾自行阉割，差点死去。

那么，赵卫东先生的立场在哪里呢？杨讷先生直指赵先生因宗教信仰而失去客观研究态度，虽然在赵先生的辨正文章中，尚未看到明显痕迹，但他却相信《金莲正宗记》卷五《玉阳王真人》的神异描述：“适大定戊申岁……使以为先生非真仙也，鸩酒可以验之，上以为然，乃赐之三杯……终莫能害，上乃惊谢赐之……”（见《金世宗两次召见王处一》，收入《金元全真道教史论》）所持信仰者立场已显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