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在国民革命烈士礼堂行礼後绕行灵座时语音嘈杂，秩序紊乱，殊失肃穆严敬之仪。以後如遇祭孔庙、先哲祠、国父陵寝、先烈祠时，应注意事项如左：……（三）在国父陵寝礼堂行礼後绕行灵榇一周时，必须注意以下数点：（1）一人一列先後相随，不可二人并列，尤不可由後蹿进及由旁闯入；（2）行步时步履宜轻，步武宜迟速维均，（3）至寝门口一鞠躬，由门右入绕行一周立即退出，不可停步，出至寝门口一鞠躬，由门左出，立於礼堂原处……

但问题在于，倘若仅仅是自上而下的灌输，纯为形式化的运作，并且以政党，甚至是党内少数权势人物的自身利益为重，其积极意义便大受限制，甚至适得其反。对此，1928年舆论界的一番警告颇值得玩味：

这段话可谓鞭辟入里，语重心长，不仅指出了怎样才是对已故领袖的真正纪念，更重要的是，对“革命之後”的“革命党”提出了诚挚的忠告。对於一个以谋求国家和人民的独立、自由、平等、幸福为标榜的政党而言，这种忠告是难能可贵的。但从此後的事实来看，国民党并没有接受这一忠告，依然将孙中山崇拜作为手段，试图通过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来建构国民对“党国”的认同。可以说，政治文化方面的僵硬和固步自封，是国民党最终沦为“落伍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宣传大纲，试图为孙中山作出盖棺定论：

符号的圣化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经历了一番思想、组织和人事上的动荡和整合。到1928年底，以蒋介石为核心、以南京国民政府为旗帜的国民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一代权威结构，并已取得了全国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开始实施“训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正式确立了训政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内中深意，《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作出了详细阐述。社论首先指出兴建这类公共建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比较分析与思考

1943年2月，汪伪国民党中央决定制定“崇敬国父仪式”的具体办法，比如拜谒中山陵时的严肃礼节、群众集会时“向国父陵寝遥拜”、外宾到达南京时首先赴陵园参拜等，通令“全国”一体执行。此举的理由是：

着手修建中山陵的同时，留守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筹款五十万元，在广州修建孙中山纪念堂和纪念图书馆。当时，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困窘，但还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比如要求政府职员捐薪、向人民收取呈词附加费、销售孙中山纪念章、发动各校学生向全社会劝捐、要求各县县长担任额定募捐任务，等等，千方百计筹措这笔款项。尽管因为时局和经费原因，中山纪念堂未能如期开工，但广州国民党当局如此重视这件事，说明它并非寻常建筑可比。

早在1925年3月31日，国民党在京中央执行委员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的议案，并训令全党，以後每逢开会，应先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全场起立肃听。1925年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再次训令全党，重申前述恭读总理遗嘱仪式。

早在1929年1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就通过了关於“总理奉安”的宣传方案，具体包括六项子计划：（一）总理安葬日纪念办法；（二）全国举行总理安葬日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三）沿途各地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四）南京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五）北平送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六）迎榇宣传列车计划。随后，国民党中央制定了统一的宣传要点、宣传大纲、宣传标语、口号、传单、文告、词曲，以指导、规范各地各处的宣传活动。所有这些要点、大纲、标语、口号，都极力将孙中山塑造为融会古今中外文明精华、指引中国和世界人类拯救之途、至高无上至大无私的现代网页游戏私服发布网主。

孙中山弥留之际

国民党人从一开始就决定把中山陵建成一个开放的仪式空间。陵墓图案徵求条例中规定，祭堂前必须有“可立五万人之空地”，以便举行祭礼。1929年6月1日孙中山正式安葬，6月2日起陵墓开放三天，一时游人如织，途为之塞。1929年9月，陵园管理当局──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颁布《谒陵规则》，规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对游人开放。据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警卫处不完全的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谒陵者即有33.5万人，最多的月份达67,000人，最少的也有2,000人。1932年谒陵者6.5万人，1933年11.5万人，1934年19.7万人，1935年24.9万人，1936年16.4万人。

众多谒陵者中，既不乏自发的、零星的游人，更常见的是有组织的谒陵队伍。孙中山正式安葬的第二天，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等要人就前往谒陵，在祭堂行礼。此後，国民党当局借助组织途径，围绕中山陵持续展开了一系列近乎仪式化的行为。每年元旦、国庆日、孙中山忌辰纪念日、孙中山奉安纪念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国民党中央当局往往在中山陵举行大型纪念典礼，集体参谒陵墓，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各特任官、在京各机关文官简任、武官上校以上官员都必须出席。特别是孙中山诞辰日、忌辰日和奉安纪念日，全国各地、各机关还要组织类似的纪念活动，少则几十上百人，多则成千上万人，近乎於宗教仪式。此外，国民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期间，或者遇上重大的临时事件，中央当局也要组织集体谒陵活动。各级党政军警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包括一些外地的组织，往往在其活动计划中安排集体谒陵项目。显然，国民党人想通过持续而大规模的谒陵纪念活动，使国人不断重温“总理”／“国父”的追求和期望，由此凝聚整个国家当前和今後的记忆和认同。

在国民党当局主导和全方位推动下，到1930年代中期，“国父”形象已经实际建构起来；但“国父”名分的正式确立，却要到抗战期间。

国民党训政方略中尤其值得注意者，是对孙中山“遗教”的独尊。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三大通过两项决议：（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党之一切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毋令反动思想再存留於本党法令、规章内，以立共信共守之典范，巩固全党之团结。”（二）“确定总理所着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

既然家族时代的人建祠祀祖，神权时代的人建庙以拜神，“今日非有国无以生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一纪念国父之祠也……今日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庙以纪（念）此革命之神也。”社论作者认为，今日爱戴国父、纪念革命之神，与以往祀祖拜神，道理是一样的，“不过今日的热诚用在更有用的地方罢了。”因为，“中山先生为中国之元勳，他的自身，已为一个‘国’之象徵，为他而建会堂与图书馆，定可把‘国’之意义表现无遗。”於是作者大声呼吁：“爱你的国父，如像爱你的祖先一样，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样，努力把‘国’之意义在建筑中象徵之出来，努力以昔日建祠庙之热诚来建今日国父之会堂及图书馆！”

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一样，汪伪政权定期组织“国父逝世纪念”、“国父诞辰纪念”活动，而且相关程序更加细致。比如1943年11月的“国父诞辰纪念”，汪伪国民党中央要求“全国”同时举行纪念仪式，“礼节悉依中央祭典，由广播电台传达（唱国歌时全国同时齐唱）”，来不及参加礼者“於规定祭告之时间一律须就所在地肃立致敬”。这种仪式，与帝制时代的祭祀典礼颇为相似，均为一种对秩序的主观想像。1942年，汪伪当局成立了“孔庙管理委员会”，人员、经费由“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兼任，负责南京朝天宫孔庙的管理。并且规定，每年举行春、秋两次祭孔典礼，其组织工作、程序安排、具体仪式，均与纪念孙中山诞辰、逝世的活动类似。当然，如此细致的程序安排，并非真的为了崇仰“孙圣人”、“孔圣人”，而是想通过这种步调一致的仪式行为，将“全国”、全体被统治者纳入高度纪律化的体系之中。

当然，南京国民党当局着意彰显一个至大、至德、至圣的“总理”符号，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孙中山本人永垂不朽。他们更希望借助这一神圣符号，来凝聚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增进新生的“党治”国家权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前述宣传要点和宣传大纲，就明确表达了这一立意。宣传要点和宣传大纲一方面努力彰显孙中山的崇高和伟大，另一方面也极力强调国民党对孙中山开创的“道统”的承接，以及自己在当前和今後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承继总理的遗志、实现总理的主义、完成总理的事业，自应由总理所手创之本党领导民众共同奋斗”，“总理已逝，则确能保障与继续实行总理之一切遗志遗教者，唯有总理所手创所托付之本党，为能担负此大任。……故凡我国民，务须矢勤矢勇，必敬必忠，一致团结於三民主义之下，以总理之精神为精神，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始终坚决的拥护本党、赞助本党。”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修改党章，党内设总裁，代行“总理”之职权，并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明确提出他“是三民主义和总理遗教的唯一的正统的继承者”，要求人们“像欧洲殉教徒一样”来“服从总裁”。问题在於，以“总理”忠实继承者自居，挟“总理”余威而号令国民，如此权威自命的姿态和做法，是否能够收到国民党人预期的效果？显然值得怀疑。

总理纪念周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南京的汪伪政权，为了显示自己才是孙中山的正宗继承者，更加强调“国父”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