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2022冬奥会申办国家一共有6个，4个申办国家由于政治或经济原因都先后退出，这在奥运申办史上罕见。这个事件也折射出了奥运会的现实处境以及申办国家的不同心态，奥林匹克运动高投人、强竞争的态势恐怕会有所改变，这也似乎意味着奥林匹克运动陷人了一种危机。

　　孙科：北京与阿拉木图交锋，最终得票相差无几，虽然赢的结果不出所料，但我们以如此微弱优势获得举办权也出人意料。其实，仔细一想这种揣测也颇具意味，这是一种大国心理在作祟，也是国民不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所致，从历届冬奥会的举办城市来看，鲜有大规模的城市举办冬奥会的先例。不过，得票数量与申办成功从来不是毫无逻辑的关联，两者之间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玄机，能够体现出举办成功的关键因素。

　　易剑东：国际奥委会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如果说20多年前的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就推动了奥运会与环保的有机结合，使体育、教育、环境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三大主题，那今天国际奥委会在2014年12月第127次全会后成立可持续和遗产委员会，代替以前的体育和环境委员会，体现出以更宏大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环境问题的卓识。欧洲国家存在大量的民间环保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诸多事务中紧密合作，共同推进环保。像奥运会这样的赛事，特别是冬奥会这种70%为室外雪上项目的赛事，对于环境的影响更大，环保的事务更加多元和复杂。在奥运会的历史上，2000年悉尼奥运会做出了绿色奥运会的典范，他们迁徙金铃蛙的做法就广为流传，成为环保与奥运精神相结合的经典案例。而欧洲国家举办冬奥会接受环保组织监督也是常态。我们这次撰写申办报告的过程中，国际奥委会提供的大纲就专门有类似的要求：与NGO组织合作，关照其利益和需求。我们专门对赛场进行了环境评估，在此过程中听取了民间环保组织的意见。我们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环境评估报告200多页，10多万字，全面论述了可能的环境问题和我们的应对举措。

　　易剑东：从奥运会历史上看，世界前15大经济体除印度外，全部申办过奥运会或冬奥会，现在看，前7大经济体除英国外，都已经举办或将举办奥运会或冬奥会。美国已经举办4届奥运会和4届冬奥会。日本举办过1届奥运会和2届冬奥会，2020年要办奥运会。德国举办过2届奥运会和1届冬奥会，法国举办过2届奥运会和3届冬奥会，意大利举办过1届奥运会和2届冬奥会。我们只是2008年举办1届奥运会，在2大经济体中已经算落伍了，如果算上男足世界杯，美国、日本、英国举办1届，德国、法国、意大利举办2届，我们的差距就更大了。巴西、俄罗斯作为新兴经济体，举办奥运会、冬奥会、世界杯的力度和频度也超过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很有必要的。我甚至有一个观点，1991-1993年我们申办2000年奥运会，由于观念比较保守，不敢申办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结果才使基本内定属于亚洲的那届世界杯拱手让给了日本和韩国。2009年我们再次妄自菲薄，在2018、2022年世界杯申办中毫无进取之心，结果让卡塔尔这个不足100万人口的亚洲小国获得了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接着上面的谈，新兴的或大型的经济体承办国际大型赛事，被看作是进入国际社会的成年礼，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而是应该主动回应，积极参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为国际体育做贡献的问题，而是为我们自己的经济社会升级做努力的契机。不从这个层面上认识，我们还会出现两次错失申办世界杯的事情。

　　易剑东：完全谈不上激进。美国1984年举办奥运会，1994年举办世界杯、1996年举办奥运会、2002年举办冬奥会，这是什么频度？巴西2014年办世界杯，2016年又办奥运会。俄罗斯2014年办冬奥会，2018年又办世界杯，哪个不比我们频度大，难道我们的经济状况、综合国力与别人差距很大吗？所以，我们在成功举办夏奥会之后主办冬奥会，既与夏奥会、冬奥会举办的规律完全合拍，又顺应了国家发展的需求，根本不存在某些人说的所谓违背规律。只要历史地、客观地看，相信这个结论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张斌：我们的冬奥会场地是出于举办奥运会的目的而筹建，因此在一些场地的选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方面，可能大家考虑的角度会有所不同。大家对延庆的赛场提出的问题比较多，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用水。经过一系列的采访我认为，有些专家的意见虽然可以说服我，但不一定能够说服国际奥委会。同时，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沟通不足。在宫方与民间没有进行系统的沟通时，一些问题就很客易会被概念化地炒作，例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办冬奥会还是要从最高的环保角度来进行赛场建设。大家要知道，当前对于运动场地的规划并不是最终规划，以后还有调整的可能性。

　　张斌：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说这几票一定意味着什么，委员的心态是我们难以洞悉的，从不同的个体得出结论并不现实。从整个投票的结果来看，只能将其看作一种均衡的态度表达。冬奥会的申办，冬季运动的优势项目和文化积淀应该是最能够打动评审委员的因素。决定一个城市能否举办冬奥会的因素很多，对冬奥项目的理解、申办现场的表达以及其他一些很微妙的东西，都会对投票的结果产生影响。这次北京陈述做得不错，但是还有一些更好的发挥空间。

　　易剑东：其实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从来不承认奥林匹克运动陷人了危机。2022年冬奧会申办，国际奥委会早在2012年10月3日就发布了通告，那时他还是副主席。但2013年9月巴赫上任以后，推行了具有强烈改革精神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体现出他自己强调的一贯论点：成功就是变革的最好理由。他自己主动改革，因为他认识到今后被动的改革会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灾难。不得不说，虽然巴赫嘴上不承认奥林匹克运动有危机，但他上任前后，围绕几届奥运会和国际奥委会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能算正面的新闻。再比如索契冬奥会的总支出被媒体夸大为惊人的510亿美元(超出以往历届冬奥会支出的总和)，里约、平昌、东京奥运会筹备的一些波折，乃至2016年利勒哈默尔冬青奥会的经济压力，这些都使巴赫感到压力巨大。当然，2022年冬奥会申办城市不断退出，使得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面临没有选择的境地，最后剩下的三个城市自动进人候选城市行列，这尴尬局面使巴赫感到颜面扫地，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一一面对。

　　孙科：环境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奥运会比赛场馆的建设不能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2015年7月31日，2022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北京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城市。此时中国正进人改革的深水区，超变态网页游戏，体育界也迎来了利益调整的关键时期，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逐步落实，中国足球协正式脱离国家体育总局，新一轮的体育改革正蓄势待发。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2022北京冬奥会的申办成功是希望之春还是失望之冬？我们又如何看待时代赋予体育的历史使命？为此，《体育与科学》编辑部邀请了北京冬奥申委总策法务部副部长易剑东、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斌，与清华大学体育部孙科就2022北京冬奥申办的有关问题，展开了一场独特视角与宏大命题的对话。下面摘录了对话的第一部分。

　　张斌：举办奥运的利益得失本身就是一笔几乎无法算清楚的账，它深深嵌人社会肌体之中，伴随时代发展，你算经济账，有人会提醒你眼光要长远，多算算政治账，这不涉及任何的冒进，而是一个观念转化的过程，并不是你有很多机会能够举办世界杯、奥运会这些大型的赛事。

　　张斌：奥运会，从未倡导奢华，但并不拒绝高投人，不同国家和城市在各自的发展阶段中，借东道主身份分享奥运价值。西欧城市纷纷选择放弃，多数是受经济疲弱之累，有索契和北京作为参照，底气明显不足。未来十年，卡塔尔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哈萨克斯坦都有决心保持大赛的高投人，一轮高增长之后，奥运会肯定将回落为常态，那时候西欧城市再行人场也不迟，奥运精神只有一个，但模式可以多样，各取所需，量力而行是不变法则。这里暗含的命题就是奥运会如何回归常态，高投人的逻辑如何被打破，奥运精神不变模式如何发展。如今，当然不至“浩劫”，但奥运会已经难以摆脱昂贵之名，如何评估一届奥运会的长远价值已成关键，越来越多的城市选择了审慎，最悲观者甚至在问——“谁还需要奥运会?”

　　孙科：历届国家奥委会主席各有各的难处都遇到过危机，如罗格的奥运瘦身计划、奥林匹克教育文化计划，力推青奥会遭遇阻力；萨马兰奇在权力之争、过度商业化、盐湖城丑闻中多次逆转困境；基拉宁面临复杂国际局势，在莫斯科奥运会的问题上采取积极的和非政治的态度；布伦戴奇反对商业化、职业化、政治化的主张，最终却使自己陷人了政治漩涡。从这些来看，巴赫面临的困难似乎小了一些，但其力推《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创举以及其他的努力，也值得尊敬。

　　易剑东：坦率地说，早在今年6月中下旬，我就预算这次申办，我们的结果是险胜或者惜败。第一时间得知总投票委员是85人时，我预测我方的票数是45票。结果出来时我在央视参加直播节目，主持人都对我的平静感到很吃惊，但我确实认为一切在我意料之中。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表明自己有多高明，而是想指出：影响乃至决定申办结果的因素很多，我们不能只考虑有利的因素，不顾及不利的因素，更不能忽视对于同样一个信息，别人的解读可能与你完全不同。比如6月1日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发布的《评估报告》，是继《奥林匹克2020议程》发布以来的第一个对候选城市进行评价的报告，这份报告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笼统地评价，而是从机遇与优势、挑战与风险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评价。报告指出北京共有优势45条、风险17条，阿拉木图有优势46条，风险30条。北京强调自己安全、可靠的做法是明智的，这也是国内外专家一致认可的做法。但对我来说，没有拘泥机遇和风险的数量来简单评价，而是分析我们的风险是不是容易克服，比如自然降雪被评估委员会几乎忽略不计，说我们完全依靠人工造雪。比如评估委员会对雪上赛区3月中旬的气温偏高的疑虑，比如对我们雪上赛区赛后可持续发展的担忧，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不像有些专家说的：我们的问题是靠钱和人力可以解决的，而对手的问题是没法解决的。我们最有利的外部条件被很多人忽视，这可能恰恰是最后我们胜出4票的关键。那就是2016里约、2018平昌、2020东京三届奥运会或冬奥会筹办中出现的问题，比如里约的场馆建设进度滞后，平昌冬奥会的场馆和各项投资出现中央、地方和举办地分担不利的争执，东京甚至出现场馆建设的较大调整和争议，这些问题都容易使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对举办国家和城市的政治效力和财务保障能力产生质疑。刚退休的前奥运会部主任费利为此专门去里约监督组委会加快工作进度，可见政府效力和财务保障问题极其关键，这是我们虽然惊险但最后依然获胜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