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年大涝必然带来一场大旱。1941年初，河南许多地区开始出现旱情，粮食歉产，有的地方已经颗粒无收。农民久已适应靠天吃饭、适者生存的环境，吃树皮，啃草根。

1942年，旱情持续。草根已挖完，树皮已吃光，一些地方开始有人饿死。在另一些地方，有人忍不住饥饿开始以死尸充饥。再往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人相食”，或杀人而食，或易子而食。当然，这些极端现象并不普遍。

对于河南1942年大饥荒，也不能说外界当时一概不知。当地的媒体、国内的媒体，多少也有介绍。只是因为中国底层民众从来就是自生自灭，类似的灾难在那时的中国虽说很严重，但对麻木的国人来说，除了听之任之，又能怎样？

更要命的是，河南在战争最前线，往西走，就走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往东、南方向走，就走到了敌占区，就是日本人、汪精卫政权的地盘；往北走，不远就是根据地，共产党正领导军队和民众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河南成了三不管的地界。

既不空前亦不绝后

死亡数字在增加，死亡情形越来越惨烈。随着冬天到来，灾民更加无力、无助，有点力气、有点积蓄的人家在过去一年相率逃出河南，四处流浪，西出潼关，流落西安、宝鸡；朝东走，是日军占领区，冲出去的，或许捡来一条命，冲不出去的，死在路上。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带给河南、中国无数福气、幸运和财富，带来不止一次巨大灾难。阴阳循环，旱涝交替，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没过几年，不是旱灾，就是涝灾。

假如不是战争，，统治河南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人民死去而不管，因为对统治者来说，死去的不止是生命，而是统治者获取赋税的劳动力。民众的生命，就是统治者的财富。

古典中国不尚战，不崇尚暴力、杀戮。对于生命来说，每个人只有一次。每场战争下来，最受伤害的，不是战争发动者，而是人民。战国时期的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就是强调，不论哪一方，也不论什么原因、什么结果，使用战争都是不道德的。

旱情继续恶化，蝗虫不请自来。铺天盖地的蝗虫扫过一个个村庄，所过之处，一切绿色的东西都被吃光，留下的是一片凄凉、死寂。

作为农业国家，中国在过往数万年历史过程中，经历过无数水灾、旱灾、蝗灾，只是哪一次都没有像1942年这样惨烈，原因就在此。

战争是对人类的最大摧残，战争环境下政府的不作为，甚至恶政，更要谴责。在战争环境中，灾民成了战争对立各方的武器，战争主导者差不多都心怀鬼胎，试图将灾民引向对方，成为利己不利人的工具。

生命如蚁

河南是中国文明发祥地，是中国人的福地、热土，也是一块背负无数灾难、贫瘠、荒凉、苦难，乃至罪恶的地方。

美国学者阿马蒂亚·森在分析历史上大饥荒带给人类的损失时指出，这些大饥荒固然有自然的原因，比如干旱，比如虫灾，比如洪水，但这些自然灾难并不是灾难后果的直接原因。人类社会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主要是人祸，人祸是第一位的因素，天灾居于第二位。

这都是因为战争。假如不是战争，国、共、日，甚至加上汪伪政权，华北的傀儡政权，都不会如此。即便不能主动救助，也不会残忍往外推。

1942年河南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后来的河南也不止一次发生过类似灾难。几十年过去了，几代人不在了，温故知新，我们最要谴责的还是战争。假如没有那场该死的战争，河南的大饥荒也会死人，但不会这样多。

战争是残忍的，残忍有时又是说不出口的。河南不仅在战时成为三不管的地方，而且成了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筹码，成为战争中的人质。我们现在很多善良的人都因1942年灾难死亡那么多人责怪蒋介石、国民党，其实仔细想想，四年前，1938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西进，不管不顾实施花园口决堤战术，让九十万人丧生，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同年11月，国民党实施“焦土抵抗”，五天五夜，将一个美丽的长沙古城变成了废墟，变成瓦砾，三千多人丧生，来不及撤退的老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嚎叫的，都没有阻止住那只罪恶的火手。

1933年，黄河流域普降大雨，支流并涨，主流决堤，为黄河百年空前大灾难；两年后，1935年，黄河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连日暴雨，使黄河数处决堤，灾民无数；又三年，1938年，郑州花园口决堤。战争还没有伤害到河南，人为灾难让河南恸哭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