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的人性，既是一种物质的本性，又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它是人的思想观念通过实践劳动变成现实存在，即思想观念转化为具有物质形态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化主要用以指导主体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的物质形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物的世界统治人的世界的现象，又是一种主体审美心理、精神、意识的物质化，使主体的内在的心理、意识外在化、客观化。莫言小说的人性深度，就在于这种人性的物化的深刻揭示。《四十一炮》通过塑造解放前大地主的后代兰继祖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向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原始积累”的残酷，以及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兰继祖在市场化过程中带领村民干屠宰致富而成为村长。他像一个“土匪”，又是一个“大手笔”的能人。他能“看清大局”及时将不法个体屠宰小作坊变成工业化的肉联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的“金钱万能”思想与观念，代表着转型时期人们的人生哲学。他满嘴都是：“现在这个时代，有钱就是爷，没钱就是孙子。有了钱腰杆就硬，没钱腰杆子就软。”他对大局的认识：“‘原始积累’就是大家都不择手段地赚钱，每个人的钱上都沾着别人的血。等这个阶段过去，大家都规矩了，我们自然也就规矩了。但如果在大家都不规矩的时候，我们自己规矩，那我只好饿死。”于是，他既带领大家致富，为村里修了路和桥，装了路灯，又利用手中的权利和金钱占有他人妻女；既为村里建了学校，并把村子建成了经济开发区，又以金钱与搞“权力寻租”的政客友好相处；既与市长成了“拜把子的兄弟”，又摇身一变当上了市政协的常委。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既藏污纳垢，又充满活力；既愚昧恶俗，又充满智慧；既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封建性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又是人性的物化的生动艺术再现。当然，物化也是人的一种生存需求。当人的生存权力与需求都受到侵犯时，那种面对物化的铤而走险，甚至身陷囹圄的牢狱之灾，也在所不惜了，那人的肉体和心理就都从属于物的世界了。《天堂蒜薹之歌》中高马与四叔家的金菊自由恋爱，可四叔四婶却将女儿与另外两家签订了连环换亲的协议，金菊要换出去帮她残疾的大哥换个嫂子回来。无奈之下，高马和金菊私奔，被抓回后备受折磨。由于金菊怀了高马的孩子，四叔家只好以一万块钱的代价同意她和高马的婚姻，高马期望蒜薹丰收能够带来赎身的钱；可蒜薹因政府的杀鸡取卵赶走了客户，导致冷库拒收；恰巧四叔又被乡委书记司机酒后驾车撞死，凶手逍遥法外，四婶有冤不能伸。陋习与金钱对自由恋爱的破坏，蒜薹滞销对农民经济的摧残，矛盾终于激化了。怒不可遏的群众冲击县政府，烧光办公楼。高马等因此成为暴民而遭判刑。这就导致了人与人的关系非人化，物和人的关系的颠倒，把人的特性、关系和行为当作物的特性、关系和行为。物化本来是主体创造的客体，反过来成为同主体相对立的异己力量。这种人性，就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共通的属性。“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莫言把它描绘得何等深刻，多么复杂。

三、顽强的英雄主义与苦难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