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基于海洋人视角的“心脏地带”，还是纯粹德国基因的“生存空间”，本质上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说到底，德国人并不信任亚当·斯密式的全球开放经济空间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政体，他们推崇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和中心的“国民经济学”。早在1830年代，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就为一百年后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留下了庞大的思想遗产：权势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铁路在资源动员方面的作用，大陆扩张，必要的海外殖民……这种立足于充分自给、不依赖国际市场的论调，在刚刚被1929年全球性大萧条波及的德国尤其有市场。国民经济学、地缘政治学和纳粹种族主义的结合，共同塑造了第三帝国的经济结构。

“欧洲新秩序”

为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并避免马克贬值，1936年以后德国原则上只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从事商品进出口。对中南欧那些严重依赖德国市场的中小国家来说，他们不得不接受柏林的“经济协调”指令，从而成为“大德意志帝国”的一个定点生产基地：罗马尼亚负责提供石油、木材、大豆和棉花，保加利亚提供肉类、水果和蔬菜，匈牙利出口禽蛋。作为交换，德国向这些国家提供农机、化肥、农药和加工机械，但并不补偿这些国家为实现经济调整而付出的代价。换言之，柏林关心的只是确保“主宰民族”的“生存空间”可以得到巩固，对其他民族和国家（包括仆从国）则尽可能少地承担义务，这也是1941年后纳粹在其欧洲控制区推行的“新秩序”（Neuordnung）的本质。

2017年，网易历史频道独家联手《战争史研究》，以网文推送+每季纸质出版+线上直播的全媒体模式重新启航，继续回馈老读者，也期待更多新读者的关注。有旧文精编，有新文开坑，阎京生和刘怡依然与战研读者同在。

“一亿日耳曼主宰民族将分布在整个欧洲，确保他们统治地位的是（德国）对科学和技术的垄断……充当奴隶劳工的其他民族将在体质和心智上加以人工的弱化，变成孱弱的文盲和半白痴。这样，他们（德国人）就可以安然地享用帝国的建设成就——高速公路、‘通过快乐获得力量’（Kraft durch Freude）连锁饭店、各地的党总部大厦，以及巨大的军事博物馆和天文馆……这将是一个属于德意志的千年时代，甚至连人的想象力也将被钳制在其中，无从逃脱。”

那么，轴心国真的毫无获胜的希望吗？1944年，荷裔美籍地理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在遗著《和平地理学》中提出了一种设想：假如日本在1942年春向西进军，自海路席卷印度洋、同时从陆上攻击印度；而德军在全力争夺乌克兰的同时，强化在北非的兵力，就有可能将两国的控制范围连结起来，形成一个濒海的“边缘地带”（Rimland）。德日在中东会师之后，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丧失了海岸线的内陆同盟国将遭到彻底的封锁，外围的英美集团无法经海路对其输送军火和物资，也就无从开发苏中两国在领土纵深和人口规模方面的潜力。如此一来，中苏退出战争、英国因印度独立和能源通道被截断而对德媾和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轴心国控制下的欧亚大陆将独占全世界大部分战略资源，同时对北美实施封锁；而美国面临的将是它的开国者们最恐惧的情况——由于自由政体在其他地区被消灭，它在美国也无法维持下去。

希特勒似乎并无完全占领苏联的野心：遥远的亚洲领土对他来说缺乏吸引力；倘若不能使布尔什维克政权从内部崩溃，则将之驱赶到乌拉尔山以东、令其自生自灭即可。但他显然低估了整件事情的难度。托克维尔在1835年就已断言：“俄国和美国将各自主宰半个世界。”这不仅是因为两国在地理上皆有屏障、难于被外部势力彻底征服，更因为它们在人口、幅员和资源方面超出了西欧国家整整一个数量级。如果把德、法这样千万级人口的西欧工业国家称为“中等强国”，则美国和俄国无疑属于拥有大洲级体量的“洲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