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正如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所断言的，“亚当·斯密并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

　　尽管亚当·斯密终其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他常年定居英伦半岛，曾去法国游历三年，但是，他显然是一个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人，而这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理论天赋。 

　　亚当·斯密不是一个书斋型学者。在格拉斯哥大学当教授时，他就同时负责学校的行政事务，晚年，他还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他在这两个岗位上获得的报酬是教授年薪的二十倍。在这一点上，他与日后的理论劲敌凯恩斯倒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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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一样，《国富论》并不是一本体系严谨的论著，它充满了经验主义的气质，很多论述明显带有启蒙意味，但它确乎覆盖了所有的经济学基础性命题。在后来的时间里，“它在为某一学派的理论提供依据的同时，又为其反对派提供了同样有力的说明”。（胡寄窗，《西方经济学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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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以利己心为基础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统一，是贯穿整部《国富论》的基本哲学思想。如后世学者所言，“斯密的经济人，那个只顾自己利益而无意之中却创造公共善的人，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来说，是让人觉得自在又熟悉的人物。”

　　亚当·斯密是一个遗腹子，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他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终身未婚，个性腼腆、言辞刻薄而思维缜密。 他未满15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读书，18岁就读于牛津大学，28岁被聘任为正教授。36岁时，斯密出版第一本著作，便在欧洲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在描述劳动分工如何增加生产力的时候，斯密识别了三大动因：工人熟练度的提升、工人专注于单一物件将更有效率、大量的机器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他把发明创造视为一种增量进步，这种进步源自于市场扩张和劳动分工过程中几乎自动相伴而生的盈利性可能。 

　　人们从事劳动，未必抱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机，但是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里，“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