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指出，《意见》的出台实际上表明，国家认为平台经济很重要，但需要规范促进其健康发展，而限定交易行为制约了互联网平台做大做强，不利于互联网行业形成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也严重损害消费者自由选择、公平交易等权益，最终危害到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互联网时代平台竞争进入白热化，限定交易行为(俗称“二选一”)也日趋常态化，并呈现升级态势——

　　法律适用问题待解 专家建议转换思路

　　王健表示，就限定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而言，BT页游，最直接的可以介入的法律分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上述三种法律规范，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相对比较简单，其次是电子商务法，反垄断法的适用门槛最高，”王健说，“从我们跟行政机关的接触来看，基于执法的便利性和易操作性，对‘二选一’行为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更容易，但其12条适用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而华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法学会竞争法研究会名誉会长徐士英认为，“二选一”行为难以适用反垄断法，因为市场支配地位是认定行为违法性的一个前提，而网络经济独特的性质，让该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很难认定。但她认为，竞争法的价值归根结底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其维护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在判断“二选一”行为的违法性时，应当重点考虑消费者的权利是否受到了损害。“如果消费者在一个平台权利受到了损害，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平台，但这种转移的成本如果非常高，甚至没有选择，可以认为平台竞争是有壁垒的。在实践中，可以通过考察消费者权利的行使状况，例如能不能行使选择权、评判权、监督权等来检验平台的竞争行为是否违法。”

　　互联网行业的“二选一”现象愈演愈烈。

　　“没有诉讼案件是因为私人诉讼成本太高、胜诉率太低，但反垄断诉讼不仅仅是要给予受害者救济，更是要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从这个角度上讲，可以考虑激活反垄断公益诉讼。”刘水林说。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和市场规范监督管理处处长李弘指出，执法部门在适用电子商务法时存在一定难度。电子商务法第35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如何认定‘不合理限制’‘不合理条件’，这里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个度要怎么把握，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确认。”李弘说。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与社会法研究中心主任王全兴则表示，“互联网+”能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如今在互联网行业频频发生“二选一”行为，不仅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来看还会阻碍其发展，甚至不利于稳定就业。

　　李弘认为，限定交易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到现在愈显突出的问题。但从执法角度来看，由于限定交易现在从显性转向隐蔽，因此执法部门发现这种行为主要依赖于被限定交易者的举报，或者受“二选一”影响的相对弱势平台的举报，但很多经营者往往对大平台有所顾忌，当执法部门调查时不敢大胆发声，采集有效证据较为困难。

　　“包容审慎”监管 不是放任不管

　　王先林说，在执法过程中，不一定非要处罚，执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消费者利益和保护市场竞争，除了罚款和其他硬性处罚外，还可以采用行政指导等更软化的执法手段。

　　林中明

　　虽然“二选一”行为破坏了互联网行业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但在法律适用上却有许多问题待解。

　　就在格兰仕发声后一个多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出台网络交易监督管理有关规定，依法查处互联网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交易、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严禁平台单边签订排他性服务提供合同，保障平台经济相关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家电企业格兰仕连发多条声明怒斥天猫逼迫其进行“二选一”，称自2019年5月28日拜访拼多多以来，格兰仕在天猫平台的搜索端陆续出现异常，导致其正常销售遭遇严重影响。格兰仕的公开声明将电商平台“二选一”又一次推向大众视野，“二选一”也再度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

　　“有观点认为，对平台经济的‘二选一’要持‘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但‘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强调的是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而非放任不管。”王全兴强调，对“二选一”行为的监管，要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考虑，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从眼前考虑，可能会为以后埋下新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