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斩首、机枪扫射、活埋妇孺、钉死异教徒、洗劫后的城市“电线杆上挂满人头”……极端组织不断以其暴行冲击世人良知的底线。11月2日，该组织又在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杀死200多名当地居民，再度引起世界的震惊和愤慨。同日，加拿大军方对伊斯兰国武装进行了首次空袭，成为继美、法之后又一加入空中围剿该组织的西方大国。（相关报道见B1版）

“邪恶能够得逞的唯一条件，是善良的人们无所作为。”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这句名言，用于当前伊拉克的混乱局势再恰当不过。针对伊斯兰国的反人类暴行，文明世界当然不能无所作为。不过，如果简单地把伯克的名言作逆向推理，据此认为只要各国积极行动，局部地区的邪恶就能烟消云散、药到病除，则大大低估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解决伊斯兰之难，既源于该组织自身的特性，更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极为复杂的世界性现象和趋势，即在局部地区的问题正在恶性发展、愈演愈烈。

正因如此，伊斯兰国对伊拉克现政权和西方世界而言，不是“疾在腠理”而是“疾在骨髓”，它是外部因素诱导下肌体内部发生的“癌变”。更要命的是，这种“骨髓之疾”的外在特征却更像皮肤病中的“牛皮癣”，网页游戏私服，传染性极强且四处开花，越挠越痒，很难根治甚而可能危及生命。通过当前“外科手术”式的空袭，或者像当年伊拉克战争一样直接“攻城”，最乐观的估计或许能暂时消灭极端组织的主力，但却解决不了“攻心”的问题，无法清除极端思想滋生的根源，因而也无法解决伊斯兰国或类似组织“春风吹又生”的问题。

伊斯兰国的兴起，表明全球化远非当今世界的唯一重要趋势。在整个世界连结为一个更紧密整体的同时，局部世界的碎片化现象也在向失控的方向发展。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在冷战终结之际表达了自己的忧思，其饱受争议的“文明冲突论”曾将伊斯兰世界视作对西方文明的潜在威胁。“9·11”事件发生和“伊斯兰国”兴起后，亨廷顿似乎成了伟大的预言家。亨廷顿多少低估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碎片化给西方乃至全球带来的挑战。一百年前，巴尔干是世界政治碎片化的缩影，其主要根源是大国政治和民族问题；一百年后，中东是世界政治碎片化的代表，其主要症结是宗教问题，当然还包括宗教问题与其他问题的交织；与此同时，传统的大国政治和民族问题导致的世界政治碎片化现象远未断绝，乌克兰冲突就是其当今例证。从某种角度而言，当前世界政治的局部碎片化现象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减缓，甚至变得更为剧烈和复杂。

伊斯兰国再度大开杀戒和作为西方大国的加拿大加入空袭队伍表明，“魔”与“道”之间力量和气焰的较量再度升级，“尺”、“丈”之间的螺旋累加竞赛远未终结。世界上多数国家及其国民无疑都会将极端组织视作“恶魔”，但即便是在理性的文明世界中，由于历史是非和现实利益的复杂纠葛，能否将围剿极端组织的西方国家称作代表“道”的一方，仍然缺乏完全一致的答案。不过，这次至少他们的敌人确定是邪恶的。

“伊斯兰国”虽然以“国”自我标榜，但远非一个有形的“强权”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机器”，而更多是一支靠意识形态或极端宗教思想集结起来的、极为分散的非传统力量。中国人的智慧强调“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但用之于混乱中的伊拉克，肃清一种无形的思潮，则要远比消灭一个有形的政权困难得多。

伊斯兰国的兴起源自于伊拉克内部伊斯兰两大教派的冲突，折射的则是极端主义思潮在穆斯林世界的日益泛滥。代表极端逊尼派的该组织旨在推翻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现政权，恢复逊尼派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同时还宣称要将版图扩展至叙利亚。显而易见，伊斯兰国的兴起与美国当年通过战争强行推翻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伊拉克战争后，在外部势力的强行介入下，伊拉克内部两大教派的冲突被严重激化，这个基本矛盾连同与西方的矛盾、伊斯兰世界中亲西方与反西方派别的矛盾、阿拉伯民族与库尔德人的矛盾等交织在一起，已经将伊拉克从内部撕裂。伊斯兰国正是滋生于其中的两大教派矛盾，并利用了诸种矛盾交织成的复杂力量网络及其导致的统治力量空虚，才能够迅速得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