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四库全书总目》）

意涵更为丰富的则是第二个条件。曹操“欲乱其君臣之礼”，故意让关羽与刘备的两位夫人同住，孰料关羽秉烛达旦，夜读《春秋》。这个故事来自于宋元评话，早已有之，元人已经点明了它存在的意义正是“明烛以达旦，乃云长之大节”。（潘荣《通鉴总论》）

从武夫到武神

显然这样的形象与《演义》中义薄云天、忠肝义胆、用兵如神的“三绝之一”相去甚远。在《演义》中，关羽除了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指定继承者，还拥有了一把标志性的武器——重达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实际上，赤兔马从未归过关羽所有，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偃月刀也并非兵器，而是礼器。与这样的武神形象相称的是被虚构出的温酒斩华雄、策马诛文丑、千里走单骑、刮骨疗剧毒等勇武传说与彪炳战绩。

可是关羽形象嬗变的错综复杂，几乎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很难找出可以与之比肩的案例来。日本三国志学会事务局长、大东文化大学渡边义浩教授在其匠心独运的著作《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中，极为明晰地勾勒出了这种妙趣横生的嬗变线索——从《三国志》中传记只有953个字的刘备臣子，到《三国演义》中义薄云天的武神，再到儒释道三教与晋商和满族统治者争相借用的逐步彻底神格化的“关帝”，乃至如今依然拥有广泛信众，“关帝信仰依然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心”。

其中千里走单骑尤为值得玩味，这一故事始于关羽受降曹操之事。刘备受献帝血书密谋除掉曹操，事泄后曹讨伐刘的据点徐州，留守下邳的关为刘夫人投降。罗贯中虚构了关羽受降三个条件中的前两个：降汉不降曹、任何人不得对刘备夫人无礼以及日后可以继续为刘备效力。

更重要的是晋商。中国历代王朝的国策皆是盐由国家专卖，宋廷本来的政策也是由自己一手掌控盐业生产、运输和销售的榷盐法。但嘉祐年间，因为国库亏空严重、军费透支，宋廷不得已以通商法放开了国家专卖，仅从商人手中收取租税。山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盐业的中心地区，耕地稀少不说，俗风又向以商贾为重，还地处中原与北方要冲，混乱的时局中，晋商在国家权力的放任下抓住了机会。

张飞尝就（刘）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三国志》以及裴注是三国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也是判定此段史实的最重要依据。当后世传说与其记载不符，只有相关记载没有内在矛盾、曲笔动机以及明显荒诞舛误等问题，皆以之为准。然而号称“清初相业，无出其右者”的清初名臣魏裔介曾说过，“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这话说得大抵不差。

朱熹《通鉴纲目》一反从陈寿到司马光的曹魏正统观念，并力主蜀汉为正统，影响不可谓不巨，然而此后千余年间对民间的三国记忆产生最大影响的，恐怕主要还是零散的三国历史传说以及活跃在“瓦肆勾栏”中不计其数说唱艺人形形色色的表演艺术。元末罗贯中在话本《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志》是西晋时蜀人陈寿所著的一部以曹魏为正统的“当代史”。既是当代史，陈寿子孙还多身居官位，下笔间自然语多隐晦，褒贬亦难公允。幸赖百余年后有裴松之广搜史料，为之作注，“其（陈）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是注摭罗缺佚、博赡精良，乃公认的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即使与《三国志》本身相比，价值亦不遑多让。

它的版本系统复杂，争议亦颇多。志传系统是一个体系，这个系统的本子较通俗演义系统的本子内容更多，后者没有关羽次子花关索的故事，但学界一般认为前者晚出，内容少的反而更接近罗氏原著。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评点本（一般认为实为叶昼在通俗演义系统的底本上进行的评改）的基础上参考了志传系统的本子评改后，《四大奇书第一种》就取代他本通行于世，后人径以《三国演义》称之。毛本《演义》毫无疑问成了芸芸众生三国印象的最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