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企业，就是大量的民营企业，他们对发展至国际的经验不足，也没有大国企的实力和背景。这些企业在开始阶段，就要借助于相关的服务方，降低成本，同时解决传播、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这需要国家提供扶持政策，发展配套服务机构，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国际。
对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营销学系教授彭泗清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在互联网背景下，品牌要真正走进消费者的生活中，通过与消费者高频互动，建立立体的传播体系，从而让消费者了解到品牌的信息。
目前，国际市场已经从“商品消费”进入“品牌消费”。在我国，品牌消费也已经成为居民消费的主流。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价值，形成一批国际知名品牌，既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形成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同时，传播者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企业向外传播，有点像用高音喇叭在喊话一样。但是现在很多品牌传播已经变成C2C的方式，是由消费者到消费者的传播，信息可能是企业发出来的，也可能是新媒体发出的，或者是一些消费者对此感兴趣而自制信息在传播，说明传播的手段已经改变，传播者也改变了。
应对这种挑战，要看品牌能不能真正进入消费者的生活中，了解消费者在做什么，进入的方式可以通过新媒体、社交媒体这些途径，建立跟消费者之间的关联，保持较好的高频互动，一旦建立起来了，就是一个很完整、很立体的传播体系，而不是碎片的状况。
换一个角度去看碎片化，如果能把这些新技术手段加以利用，把握现有信息，碎片化反而不是坏事，有可能构建一个更立体化和丰富化的传播体系。
第一类企业，如华为、联想，他们在国际上已经有影响力、有多年的国际化实践，并且有团队或者合作方可以做国际化传播。这样的企业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他们能进入当地人的生活，走进他们的社会。
媒介碎片化的实质是生活化
彭泗清：企业可以分三种情况：既进入了国际市场，也进入了当地社会与当地人生活的企业；只进入了国际市场，没有进入当地社会与生活的企业；正在努力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
彭泗清：需要国家在政策方面做一些调整，兼顾国家政治层面的考虑和信息传播的需要，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彭泗清：第一，国内外的社交媒体不同。在中国，特别热门的社交软件是微信，而外国人主要使用的社交应用是Facebook、Twitter等，而这些软件在国内使用受限。虽然有意识形态和媒体报道管控的考虑，但是对品牌传播而言，这会使得中国的消费者与国际上最通行的传播渠道隔开，企业无法借助此类平台在国外的消费者中进行品牌传播。
如此一来，中国品牌要在国际上传播，还是要借助于传统媒体。传播费用很高，而传播效果不一定深入人心。所以，我们的一些政策可能无形中会影响到中国品牌在国外日常生活中的传播。让中国品牌能够在Facebook、Twitter上自由传播，可能比在纽约时报广场大屏上“刷脸”的传播效果更好。
另外，还有人才的困境。企业现在需要大胆任用年轻人做品牌传播，因为原来经验很丰富的人要跳出原有的思维框架比较难。
本报记者 黄俊溢 刘籽昕
中国经济时报：请你总结一下目前我国的品牌传播整体社会环境如何？
第二，部分中国品牌在设计时缺乏国际化意识，日、韩的一些品牌在国际上传播时，会用国际化的语言去传播，有方便识别的英文名字，比如索尼、三星、丰田。中国的一些品牌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例如联想的lenovo已经达到全球化了。而有一些中国企业还在使用英文读起来比较困难的中文拼音，还有一些企业的名称没有特色，难以体现自己的品牌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