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来说，就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对整个世界，则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特别关注和思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问题。

全球不平衡所滋生的政治变数等问题。二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促进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稳定。自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以来，无限元宝网页游戏私服，人民币国际化在不断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与越南、蒙古国、老挝、吉尔吉斯斯坦签订了边贸本币结算协定，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尼泊尔签署了一般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协定。在今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人民币也成为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伴随人民币逐步国际化，未来有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将有望逐步增强。三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演讲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我们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战略对接，促进各自战略的互联互通，有效避免“碎片化”带来的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舞台上有力传递了中国对世界发展的美好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史无前例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学理创新，更需要治理机制的依托。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中国参与治理的重要机制。从现在开始未来30多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中国将着力参与规则的制定及治理机制创新，着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的三个重点。一是实施自贸园区战略，通过自贸实验区探索构建高标准国际经贸新规则，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引领治理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总结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实验区的经验，在规则制度创新上不应局限在关税等传统的经贸规则范畴，更要主动探索包括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关系中国切身利益及引领全球规则制定的治理机制创新。与此同时，重点考虑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和陕西省等地新设立的7个自贸实验区，积累覆盖中国中东西部的贸易、投资、服务等自贸实验区的经验，为探索构建合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好基础。二是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治理平台，打造“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治理体系。针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具体特点，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凝心聚力，重点选取几个国家与中国构建自贸区，在此基础上，通过丝路基金与亚投行等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在“一带一路”自贸区中构建合作共赢的治理体系，核心是确立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优势互补的经贸协议。以此为基础，将自贸区探索形成的制度经验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者地区推广，经由参与各方广泛讨论和协调，协商一致形成“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治理体系。三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调整贡献“中国方案”。可以预计，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点既要考虑美国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诉求，也要体现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当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调整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中国要实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应做好长期准备，加强人才及智力储备，更加注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研究，稳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调整优化。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韩庆祥点评：

陈建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经济的三个维度。一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创新，缓解政治变数对全球治理的冲击。“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等差异而限制相关国家参与，它已成为当前最为开放的治理平台之一，而且努力保障各方在发展中的诉求，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践行了“合作共赢”的治理理念，有助于缓解当前治理体系下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三重挑战。首先，政治变数对全球开放合作产生了较大扰动，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三重冲击。一是政治变数滋生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了针对某些国家大幅提高关税的设想，对全球贸易人为设置新的障碍，加大了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风险。其次，英国脱欧等政治变数可能催生对区域或者全球体系的重构诉求，促使区域或者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冲击，影响全球经贸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第三，政治变数可能对全球价值链构成冲击，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乃至停滞，影响深化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目标的实现。其次，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构成国际经济秩序重大挑战。美元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急剧贬值，每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由35美元持续飙升到当前的1000多美元，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难以保障，本次危机以来美联储为自身经济发展而超常规调节货币供应，近来伴随美国经济复苏改善而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发新兴经济体资本跨境频繁流动，不仅加剧国际金融不稳定性，而且影响国际储备保值增值，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问题十分突出。第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风险在加大。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加速变动，以市场汇率测算，G7集团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由20世纪70年代的7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而同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则由25%左右上升至50%左右；若以购买力平价测算，当前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比重已经超过G7集团。世界格局变化内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诉求，但如何调整的问题没有形成共识，世界主要经济体各自加速推进区域治理体系构建，金融危机以来新成立的自贸协定达到了300多个，这些治理体系相互交叉，加大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