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扩张的景气循环
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一种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开始形成。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潜在区域霸权开始挑战英国在新世界的主导地位，其通过奴隶制(或许可以戏称其为“美国模式”或“南方道路”)享受的低人权优势不但在理念上与1850年代的英国政界和媒体格格不入，甚至还在促使南部的政治家们鼓吹侵夺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那里正是英国最传统的势力范围)的扩张计划。事实上，在1855-56年间生于纳什维尔的美国人威廉·沃克已经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制造了一次事端，如果皇家海军和英国影响下的中美洲诸国没有及时扑灭其建立亲美蓄奴国家的军事冒险，英美之间更大规模的冲突可能已经爆发了。
英国在19世纪中后期的全球霸权常常被描述为一种“自由帝国主义”，但不管言说者出于何种立场使用它，超变态网页游戏，这一语汇总是更加强调“帝国”而非自由。在20世纪的传统左翼看来，大英帝国是一股霸权力量，在全世界制造社会失序，并强行以为全球资本服务的系统性不正义取而代之。而在20世纪中叶以来英语世界的各色保守主义者(即便很多人实则来自崩溃的老中欧)眼中，上述列宁式或葛兰西式的帝国主义指控固然是不恰当乃至荒谬的，但“英国治下的和平”仍是自身历史意识中不可切割的母题。也许尼尔·弗格森在本世纪初付梓的《帝国》最能体现这种执念：尽管在书中不遗余力地反驳了关于所谓英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制造人道灾难的指责，可他选取的标题毕竟还是《帝国》。
在《黄金时代》的最后部分，本·威尔逊以一种阴暗的笔调讲述了1850年代的结局。从路易·波拿巴在世界各地的冒险到加里波第和俾斯麦在意大利与德意志的崛起，日后所有破坏英国人基于自由贸易和国际主义的世界构想的力量已悉数登场，尽管在《泰晤士报》上他们并不都扮演反派角色。如果克里米亚战争在英国国内掀起的波澜具有任何参考价值，那么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事业从1860年代开始面临自我悖反的矛盾命运早在1850年代就是可以预期的：洲际电报网络实现了通讯的全球化，但并不意味着从缆线中流过的信息也将捍卫世界和平与国际主义价值。英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正面战场上的悲惨处境阻止了巴麦尊勋爵的全球大战略成为现实，也在文化层面改变了维多利亚前期的社会风气：蓄须不再是肮脏移民的特征，而是与前线健儿同甘苦的标志，随着高举自由旗帜的不列颠陷入困顿，作为民族国家的不列颠擎着米字旗粉墨登场了。
现状强权的修正主义博弈
这样的场景已足以让生活在21世纪亚太地区的人感到熟悉，而如果考虑到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报界确实渲染过美俄勾结的可能性，这的确有可能是一个典型的权力转移(情境，英国在其中扮演了既有世界秩序的得利者兼唯一的守护者“现状强权”，美国则是一股挑战性的修正主义力量。但正如威尔逊试图呈现的那样，1850年代的英美关系并非理解当时世界格局的唯一关键，现状强权与修正主义的二分法也无助于我们对160年前英国海外战略的认识：在除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几乎所有地缘政治剧场上，1850年代的英国都没有一个可以维持的“现状”可言。也许没有什么能比克里米亚战争更好地体现这一点。
如果在1851年当着一个英国人的面说他正在受一个“大英帝国”的统治，他应当能够理解这是对英国强大的一种表达，但很有可能会对“帝国”的名号持保留态度。一方面，1851年的英国生产了全球66%的煤炭、70%的钢和50%的铁与纺织品，拥有最发达的资本市场、物流网络和海军力量，但维多利亚只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君主，而不是印度女皇。事实上，即将在1876年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顶印度皇冠的首相迪斯雷利此时还是半路出家的下院托利党领袖，当他在1852年作为财相面见君主时维多利亚对他小说的印象仍强过对他本人。
但至少在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关乎社会公益的领域上，英国和旧帝国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正如古典时代以来统治欧亚大陆的诸多帝国一样，1850年代的英国是一个由边疆(frontier)而非边界(bor-der)所限定的跨地域政治体。除直布罗陀以外，英国的本土与欧洲大陆完全隔绝，而在几乎每一片海外领地的边缘都不存在也无法存在一条边界，以阻止人与货物携带着语言、血统和法权像物种的迁徙一样在生态系统间自由穿梭——事实上，在英国强制区隔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英属北美原住民与十三州殖民地之后，美国革命就爆发了。在本·威尔逊他看来，所谓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在“蛮荒地带”的扩张并非某种居高临下的历史必然，而是特定商业周期与特定技术发展重合之后催生的一场大迁徙。《黄金时代》的叙事特别强调了两种科技对1850年代人类史的影响：其一是效率远超传统远洋帆船的飞剪船(clipper)，其二是在1851到1852短短两年间迅速普及的电报。在1848-1851年加利福尼亚和维多利亚淘金潮的吸引下，是这两种技术在铁路有能力改变世界地理格局之前抢先定义了英语世界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空间和时间。艰险的陆地交通非但无法阻挡大篷车涌向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和维多利亚，反而在途中制造了对粮食、轻武器和小型服务业的大量需求，而当这一过程在最终为移民们产出了相当于货币价值来源本身的黄金、而非用来换取货币的工农产品时，一个在工业经济的分工格局下不能想象的资本主义神话就诞生了。
本·威尔逊并未讳言1850年代的自由贸易在伦理上的诸多问题，比如对原住民和北美生态系统的毁灭性打击、在印度的残酷统治以及对南部美国奴隶制的姑息纵容，也阐述了为什么在全球资本主义全速前进的时代，这些道德灾难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是无法避免的。但和1850年代相比，1860年代的诸多发展几乎象征着现代文明整体的变质。肇始于1840年代的铁路科技在《黄金时代》中的戏份少得可怜，但当它再次于1859到1871年的欧洲动荡中登场时几乎扮演了撒旦的角色：与像运河一样改变了工业经济地形的早期商业铁路不同，大规模、长距离的铁路运输不仅为基于国民总动员的大规模国际战争提供了条件，其对物资和人员集中调配的需求也意味着现代科技在敲碎了奥斯曼、莫卧儿、爱新觉罗、德川等传统王朝用驿站和河船连缀起来的古老帝国秩序之后，又让权力以巴黎、彼得堡和柏林为中心集聚起来，甚至让那些在系统性失序中沦为惊弓之鸟的非西方文明也在20世纪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与1850年代的精神截然相反的道路。那个列宁-熊彼特意义上的、以沙文主义和军事工业复合体为底色的“帝国主义”就这样从宙斯的头脑中诞生，并逐渐压制了民族主义运动中继承自1848年革命的公民共和主义成分。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不列颠将不得不一次次地期望每一个国民尽忠职守，尽管拿破仑从未在英吉利或马六甲海峡的彼岸复活。
另一方面，在1848年革命与随之而来的反革命浪潮退去之后，“帝国”代表的恰恰是一切被英国所鄙弃的东西。帝国的统治者如果不是旗帜鲜明的反动主义者(沙皇和奥地利皇帝)就是虚张声势的僭主(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当然还有影影绰绰的东方君王(奥斯曼苏丹、莫卧儿皇帝、大清皇帝，以及日本幕阁或天皇)。这些冥顽不灵的旧权力注定与代议政治、基督教人道主义、科技进步与自由贸易中的一面或几面旗帜相抵触，这些辉格主义的旗帜对英国的优越地位而言和皇家海军、东印度公司以及曼彻斯特的工业区一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