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纵队先遣队到了黑水、芦花后，给红四军政治部来信，要他们把筹集的粮食、牛羊送到红三军团，再转交给中央纵队。洪学智先后通过红三军团三次给中央纵队送去粮食与牛羊。中央纵队来到黑水、芦花后，洪学智又把筹集到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直接送到中央纵队。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食供应的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刘少奇见到洪学智很高兴，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大问题。”



　　同年7月，洪学智在黑水、芦花接到红四方面军首长的指示，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要经过这里，要红四军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黑水、芦花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地方武装林立，形势复杂。加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矛盾很深，做群众工作很困难。部队缺盐少粮，找粮食非常困难。面对重重困难，洪学智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部门以及军政治机关、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涧，打开了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筹集了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
　　创造抗美援朝后勤奇迹的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0月，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在战争中，美军平均十三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兵。志愿军则是一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六到十个兵。美军一个团的火力都强于我们一个军的火力。加上美军拥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和制海权，志愿军在大多数时候只能在夜间活动和作战，后勤供给极为困难，在战斗中，经常连枪弹、粮食都难以为继，非战斗减员严重，严重地制约着前线作战行动。
　　1941年6月，洪学智奉命到新四军工作，先后担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校长由陈毅兼）、盐城卫戍区司令、盐阜军区司令员。后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协助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指挥了粉碎日军苏北大扫荡和八滩、合德、淮阴、淮安等战斗。1945年9月，黄克诚、刘震、洪学智等率三师（后改名六纵）健儿进军东北。在沈阳至长春的中长线上，洪学智参加指挥了铁岭、昌图、金山铺、保卫四平等著名战斗。平津解放后，洪学智任43军军长率部南下，参与指挥了解放广东、广西、海南岛的战役。



　　同年8月，洪学智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并，他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到陕北后，洪学智进入红军大学（后改名抗大）学习。洪学智性格刚烈，敢讲真话。1937年，洪学智参加抗大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办的高级班学习。学习期间讨论张国焘的问题，洪学智不同意一些人的极左看法。他说：“张国焘是有功有过，他在鄂豫皖和后来的川康边也还是做了些好事的，否则你怎么解释四方面军壮大到八万人的事实？评价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切忌一刀切。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唯物主义，这样一切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2004年，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编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洪学智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长时期，无限元宝网页游戏私服，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这些都表现出洪学智敢讲真话、实事求是的品质。

　　1913年2月2日，洪学智出生在河南商城县汤家汇（今属安徽金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放过牛，读完小学后即学徒做工。1929年3月，洪学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商南起义（商城起义），并于当年5月入党。苏家埠战役是鄂豫皖根据地指战员所经历的一场苦战，也是令洪学智难忘的一次战役。他所在的重机枪连两任连长先后牺牲，洪学智当了第三任连长。在战役结束前的一天，他的左胸不幸中弹，子弹打在肺叶上，鲜血直流。幸运的是，被俘的敌军军医主任口袋里有几片药，幸运地把他救活了。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攻占西康省瞻化县。为了筹粮，洪学智请当地最大的头人巴顿多吉吃饭，讲红军的民族政策。巴顿多吉害怕红军下毒害他，迟迟不肯动筷，也不肯喝酒。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洪学智就先举杯，一饮而尽，又吃了几口菜。巴顿多吉见洪学智如此豪爽，平易近人，很有诚意，非常感动，便逐渐解除了顾虑，也喝了起来，兴致很高。巴顿多吉高兴地说：“你们红军纪律严明，把我们藏族同胞当朋友待，真是个仁义之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巴顿多吉建议与洪学智按照藏族风俗喝公鸡血酒，义结金兰，洪学智表示同意。在瞻化的几个月中，红四方面军所需要的粮食、牛羊、帐篷等物资，都是通过巴顿多吉转运来的。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5月，开始向川西北进军，准备与转战中的中央红军会师。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带领军政治部的同志做整个方面军的后方收尾工作，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不久，原由第九军承担的为红四方面军筹粮、管理后方医院、做群众工作、后方的安全保卫等工作，也交由红四军来负责。洪学智这个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成了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后勤部长”。
 

　　5月1日，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洪学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作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第一个归国参加重大活动的志愿军代表，洪学智观摩了盛大的庆“五一”群众游行。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聂荣臻等关切地围住了洪学智。毛泽东对他说：“你们打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每打一仗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朱德也道：“你们打的是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三天后，洪学智赶回朝鲜，亲自起草了志愿军《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洪学智写道：“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但洪学智当时打心眼里不想把后方勤务司令的职务揽到自己身上。洪学智就提出让韩先楚管后勤，自己则到前线督察。当天晚上，洪学智收拾好行李，让司机把车发动起来，就向彭德怀辞行。彭德怀的脸顿时阴沉起来：“后勤还是你管。”就这样，洪学智被“强行”留下来干后勤。
　　洪学智本人也数次奇迹般地与阎王爷擦肩而过。一次，他中弹倒下，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等他伤势好转，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长征中过草地时，洪学智得了伤寒，昏迷过去。一位警卫员眼看首长不行了，伤心过度，竟开枪自杀了。根据一名老中医开的药方，战士们漫山遍野为洪学智寻找草药，终于把他救活。洪学智的儿子洪虎曾感慨地说：“正因为是在过草地，才能找到草药，父亲的病才治好了，也可以说是长征救了他呀！”


　　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将军在北京逝世。洪学智的去世，使得1955年共和国首次授衔时的上将，如今健在的仅剩下肖克和吕正操两位。洪学智一生中的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更充满传奇色彩。
　　抗美援朝第四、五次战役期间，是志愿军后勤最困难、最艰苦、最复杂的时期，也是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忍饥挨饿最多、人员损失最严重的时期。1951年4月底，洪学智风尘仆仆地从朝鲜来到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了志愿军的情况，“彭总让我向您汇报一个重要问题。”周总理说：“什么问题？”“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这个话题立即引起周总理的关注：“说说你们的想法。”洪学智对周总理说：“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不但覆盖地面、空中和海上，还在前方、后方同时进行。美国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联合作战，更需要一个后方战争的领率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以便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
　　长征凝聚着浓浓的战友情，这令洪学智终生难忘。过雪山时，洪学智在山顶上发现六个战士已经冻僵了，满山冰雪无法掩埋尸体。他实在不忍将战友们就这样遗弃在山上，坚持将他们带到了山下。到山下烤火后，其中一位战士醒了。大家赶紧抢救，结果共救过来五位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