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全国“两会”也提到：法治环境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怎么对待外国的在华企业，也需要通过法治手段来营造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
法律诉讼有利于消除外界对华为的“恐惧”
（注：如语音与文字不一致的，以文字报道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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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学平：中兴是因为美国认为它违反了对伊朗的一些制裁禁令，认为不合规，所以要对中兴进行行政处罚。最后中兴妥协接受，美国政府向中兴派驻合规监督团队，此事算就此结束。
本期中外管理观察家：邓学平（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
邓学平：就起诉美国政府来看，这件事对华为来说，战略意义和实际意义同样重要。华为维权就是依法维权，现在起诉美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这次顺利的话，其他国家以后再有类似的行为，华为就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
邓学平：华为向来是用心经营，低调行事，但这次却高调宣布起诉美国政府，这是一种策略的改变，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表现，从中可以看出，华为表现得更加明智、务实。
《中外管理》：为争夺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和庞大的5G市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部分国家开始以各种手段排斥华为的设备和技术，华为很少高调“迎战”。但是进入2019年，我们明显看到华为的转变。任正非刚明确表示，华为已进入战时状态。从之前的“忍让”，到今天主动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如何看待华为的转变？
华为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有一定的国际政治因素，所以政府层面的交锋很有必要，但现在通过企业自身来发起诉讼，也非常有必要。华为的这种维权行动，无疑也是向外界表达一种决心和自信。因为国际上有舆论认为华为背景不透明，那么华为则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告诉外界：华为是一个决心透明化、对自己的清白很有信心的企业，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公关。
《中外管理》：您怎么看待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事件？
在美国有一个惯例，叫外交行为和国防行为。外交行为属于政治行为，它是不可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件事属于政治权力，属于行政权，司法权就不能干预行政权。
《中外管理》：继孟晚舟提起对加拿大政府的民事诉讼后，华为又决定起诉美国政府。无论是华为公司，或是孟晚舟个人，您觉得此举战略意义更大还是实际意义更大？输赢对华为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进一步说，即使华为最后可以把这个法案推翻，，但是美国政府如果使用新的理由指控华为妨碍国家安全，再出台一个决定的话，那么这种行为，在司法上是不能进行实质性审理的。之前三一重工也和美国政府打过官司，最终胜诉，就是胜诉在法律程序上。美国宪法有正当程序原则，所以对程序正义非常重视。
华为目前起诉的，并不是指责美国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的产品与服务，而是起诉这个法案的立法程序违法，这是从法律程序的角度出发的。就是说质疑的是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在法律程序上是否符合宪法确定的正当程序原则等。
战时状态？华为选择的是法律战
3月7日，在深圳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对外宣布：华为已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2019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款违反美国宪法。消息一出，震惊世界。
华为采取符合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赞赏的。无论官司输赢，至少能把实际的情况公开向外界传递出去。即便华为最终输掉了官司，至少可以向外界证明自己没有做过任何违反美国法律的事，从而消除外界对华为的“恐惧”心理。输赢虽然很重要，但决心更重要。
至于是不是处于战时状态，这个看要怎么去理解。这个“战”当然不是普通老百姓讲的那种战争，它是一种法律战，因为美国政府的阻挠限制，华为要用法律手段进行攻防和维权。相对而言，法律维权更加积极主动，这点值得中国其他企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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