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话，他五年后写《〈老学庵笔记〉》时又自己引用转抄了一遍。确实写得好，，可媲美陆游那几首相关诗词，而沈园也确实是让人自然而然地怅然的地方—从清凉道人到周作人年代都荡然无存的沈园，后来修复了，我七年前曾作小游，在陆游《钗头凤》与唐婉和作的碑刻墙前，与友人谈笑，忽有一园内花农荷锄走过，似是看不惯我们的嘻哈，摇头说：“凄凉啊。这是伤心事啊。”遂不禁猝然伤怀。“伤心岂独一放翁”，眼前景物，便自因其间巧合而“感怆者弥日”……只是那次没有留意“曾见惊鸿照影来”的伤心分别之地春波桥，以后如还有机会，应该去看看。

清凉道人的名字、事迹不见于史传，大约是清代乾隆年间人，平生游历大江南北，此书便以各地见闻、特别是古迹胜景等为主。重庆出版社“笔记小说精品丛书”中该书的前言说，他在“对先人遗迹的访寻中，有一股人世沧桑的悲凉之气”。

1938年12月，周作人还写了一首诗：“虞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柱仗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只是，在那特殊时期，这展示的是另一种“怅然”了。该诗后来记入《虞迹寺》一文和收入《苦茶庵打油诗》时，分别有一段附记，略谓他抄寄南方友人匏瓜庵主人（沈尹默），沈和诗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周作人说，沈“指点得很不错，这未免是我们的缺点”，“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无动于衷地弃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这诗的背景，是当时周作人虽已被激愤者视为附逆，但尚未正式下水，仍有很多人在努力做工作争取他离北京南下，倒是沈尹默眼尖，从该诗中不但读出他的惆怅，更读出他的倾向性，故有那样恨铁不成钢地一语道破的和诗。今人止庵更深追其心，在《周作人传》中将此诗与《虞迹寺》文所谈大禹（周作人于古圣先王只佩服为民办实事的大禹）等联系起来，指出这反映了周作人“某种新的思想动向”、“立场的重要变化”，即“事功”。—然而，这为沦陷区人民与文化所作的“事功”，是主动的悲壮，还是被动的自我开解？与附敌孰为因，孰为果？那就真是“欠分明”了。

分明的只是：“太有情”都是悲剧的。无论周作人之于政治，还是陆游之于故人，皆因此留下毕生创伤—这两位面对外敌采取截然相反选择的同乡，也许在这一点上最为接近，明知是苦仍不忍舍弃，留一份啼笑不敢之情在心里蛀着。

周作人的老家离沈园、虞迹寺很近，对相关史事颇关心。1932年3月的《姑恶诗话》也写到陆、唐情事，说故乡有不少古迹，“但最令人惆怅者莫过于沈园遗址。因为有些事情或是悲苦或是壮烈，还不十分难过，唯独这种啼笑不敢之情（按：此用明人毛晋题所刻《放翁题跋》语），深微幽郁，好像有虫在心里蛀似的，最难为怀，数百年后，登石桥（即春波桥），坐石阑上，倚天灯柱，望沈园墙北临河的芦荻萧萧，犹为怅然，—是的，这里怅然二字用得正好，我们平常大约有点滥用，多没有那样的切贴了。”

按这一则曾为周作人引用。1939年10月，他写《虞迹寺》，引用《听雨轩余纪》（即《听雨轩笔记》卷三“余纪”）该条，作为寻访家乡虞迹寺的史料。其时该寺亦已废，春波桥也是在清凉道人看过后一百多年的光绪年间新建的了，周作人考证说相传桥名用陆游诗句不确，不过，“因此放翁诗迹亦遂得以附丽流传下去”。

最典型最有情味的是《陆放翁诗迹》一则，先叙陆游与唐婉那个著名故事：伉俪相得，却迫于陆母压力而离分；后相遇于沈园，陆游怅然写下《钗头凤》一词，两人同行至旁边虞迹寺前桥上作别，唐未几怏怏而逝；数十年后，陆游再过沈园，感旧赋诗，以记泫然，其中有一首云：“落日城头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见惊鸿照影来。”然后，清凉道人写道：“予昔年客绍兴，曾至虞迹寺访之”，找到寺旁那座桥，上题“春波”二字，听一位当地朋友说应就是出自陆游诗句。“予徘徊其地，见落日城头，风景宛在，所谓‘惊鸿照影’者，其为此处无疑，唯遍寻沈园，则已杳不可得，盖已历六百年，沧桑变幻久矣。往迹销沉，可胜浩叹，怃然而返。时乾隆乙酉春二月也。今读（陆游）《剑南诗集》，旧游回首，忽忽二十八年，朋侪晨星（他那位同游的绍兴朋友已亡故），感怆者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