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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

这一段话,他五年后写《〈老学庵笔记〉》时又自己引用转抄了一遍。确实写得好,,可媲美陆游那几首相关诗词,而沈园也确实是让人自然而然地怅然的地方—从清凉道人到周作人年代都荡然无存的沈园,后来修复了,我七年前曾作小游,在陆游《钗头凤》与唐婉和作的碑刻墙前,与友人谈笑,忽有一园内花农荷锄走过,似是看不惯我们的嘻哈,摇头说:“凄凉啊。这是伤心事啊。”遂不禁猝然伤怀。“伤心岂独一放翁”,眼前景物,便自因其间巧合而“感怆者弥日”……只是那次没有留意“曾见惊鸿照影来”的伤心分别之地春波桥,以后如还有机会,应该去看看。

清凉道人的名字、事迹不见于史传,大约是清代乾隆年间人,平生游历大江南北,此书便以各地见闻、特别是古迹胜景等为主。重庆出版社“笔记小说精品丛书”中该书的前言说,他在“对先人遗迹的访寻中,有一股人世沧桑的悲凉之气”。

1938年12月,周作人还写了一首诗:“虞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柱仗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只是,在那特殊时期,这展示的是另一种“怅然”了。该诗后来记入《虞迹寺》一文和收入《苦茶庵打油诗》时,分别有一段附记,略谓他抄寄南方友人匏瓜庵主人(沈尹默),沈和诗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周作人说,沈“指点得很不错,这未免是我们的缺点”,“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无动于衷地弃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这诗的背景,是当时周作人虽已被激愤者视为附逆,但尚未正式下水,仍有很多人在努力做工作争取他离北京南下,倒是沈尹默眼尖,从该诗中不但读出他的惆怅,更读出他的倾向性,故有那样恨铁不成钢地一语道破的和诗。今人止庵更深追其心,在《周作人传》中将此诗与《虞迹寺》文所谈大禹(周作人于古圣先王只佩服为民办实事的大禹)等联系起来,指出这反映了周作人“某种新的思想动向”、“立场的重要变化”,即“事功”。—然而,这为沦陷区人民与文化所作的“事功”,是主动的悲壮,还是被动的自我开解?与附敌孰为因,孰为果?那就真是“欠分明”了。

分明的只是:“太有情”都是悲剧的。无论周作人之于政治,还是陆游之于故人,皆因此留下毕生创伤—这两位面对外敌采取截然相反选择的同乡,也许在这一点上最为接近,明知是苦仍不忍舍弃,留一份啼笑不敢之情在心里蛀着。

周作人的老家离沈园、虞迹寺很近,对相关史事颇关心。1932年3月的《姑恶诗话》也写到陆、唐情事,说故乡有不少古迹,“但最令人惆怅者莫过于沈园遗址。因为有些事情或是悲苦或是壮烈,还不十分难过,唯独这种啼笑不敢之情(按:此用明人毛晋题所刻《放翁题跋》语),深微幽郁,好像有虫在心里蛀似的,最难为怀,数百年后,登石桥(即春波桥),坐石阑上,倚天灯柱,望沈园墙北临河的芦荻萧萧,犹为怅然,—是的,这里怅然二字用得正好,我们平常大约有点滥用,多没有那样的切贴了。”

按这一则曾为周作人引用。1939年10月,他写《虞迹寺》,引用《听雨轩余纪》(即《听雨轩笔记》卷三“余纪”)该条,作为寻访家乡虞迹寺的史料。其时该寺亦已废,春波桥也是在清凉道人看过后一百多年的光绪年间新建的了,周作人考证说相传桥名用陆游诗句不确,不过,“因此放翁诗迹亦遂得以附丽流传下去”。

最典型最有情味的是《陆放翁诗迹》一则,先叙陆游与唐婉那个著名故事:伉俪相得,却迫于陆母压力而离分;后相遇于沈园,陆游怅然写下《钗头凤》一词,两人同行至旁边虞迹寺前桥上作别,唐未几怏怏而逝;数十年后,陆游再过沈园,感旧赋诗,以记泫然,其中有一首云:“落日城头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见惊鸿照影来。”然后,清凉道人写道:“予昔年客绍兴,曾至虞迹寺访之”,找到寺旁那座桥,上题“春波”二字,听一位当地朋友说应就是出自陆游诗句。“予徘徊其地,见落日城头,风景宛在,所谓‘惊鸿照影’者,其为此处无疑,唯遍寻沈园,则已杳不可得,盖已历六百年,沧桑变幻久矣。往迹销沉,可胜浩叹,怃然而返。时乾隆乙酉春二月也。今读(陆游)《剑南诗集》,旧游回首,忽忽二十八年,朋侪晨星(他那位同游的绍兴朋友已亡故),感怆者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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