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出现，它的出现改变了这个格局。从中世纪晚期起，西欧就开始了重新整合的过程，封建时期碎片化的欧洲按地域整合，形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与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国家”都不同，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政治载体)，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精神载体)，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由此结合。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改变了此前1000年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状态。

　　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是由中国历史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它高度总结了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现象，也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人类从分散到聚合、最终连接为整体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文明之光最初出现时，是在无边的黑暗中点亮蜡烛，烛光所及，只照亮周边一小块，其光影孤独。因此，如果在广大的地区只燃起一支蜡烛，这支烛的光亮就很容易被扑灭，风吹雨打而不能经久。只有在相隔不远的地域里连续出现文明的光亮，彼此之间相互辉映，此生彼长，文明才能够延续并成长。所以，不同文明生长点之间的相互支持就成了远古文明维持下来的必要条件，这正说明：交往为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相比之下，精神载体与政治载体的结合，在其他文明中就没有那么顺利，比如在欧洲，思想与国家长期不能对接，这对它后来的发展造成极不利影响。如果说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世界上有两个帝国即汉和罗马，它们分别称雄东西方，均盛极一时，是当时的“超级大国”，那么在“蛮族入侵”后，罗马帝国解体了，西欧进入封建时代，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分离，所谓“上帝与凯撒各管其事”。中世纪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落伍了，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几个文明光彩迷人，包括印度、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甚至拜占庭都是这样。中华帝国则一枝独秀，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估算，超级变态网页私服，在18世纪之前的1000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始终世界第一，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局面长期不变。

　　文明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相比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华文明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社会就已将孔子的学说(精神载体)与帝国的结构(政治载体)契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就繁荣；社会动乱，民生就遭殃。孔子的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观念，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古代中国发展出了独特的文明，在许多人眼里，它既神秘又难理解。中华文明有多重起源，黄河不是唯一的摇篮。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有众多的文明结合点，这些结合点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的方向发展。4000多年前，夏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国家；至少在3500年前，商朝用文字记录了它的存在；3000年前，周天子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的分配形式和社会的等级秩序。分封制出现的时候有它的道理，适合大面积土地的分层管理，但它最终却造成严重的社会解体，战乱延续了数百年之久。有过这一段经历后，秦始皇在公元前3世纪统一中国，统一从此就成为中华古代文明中最珍贵的遗产，它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保证了国家的永续长存。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政治统一是它的保障。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粘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活在严重动荡的时代，战乱不断，他希望回归秩序，恢复和平，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将人和自然都置于其中。这套学说承前启后，倡导和平、反对战争，颂扬公德、斥责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精神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圈、再到全世界，这就是文明生长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历经几千年演进，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世界上形成了几大文明圈，主要有东亚文明圈、南亚文明圈、西亚北非文明圈和欧洲文明圈，还有一个文明圈正在形成中，即美洲印第安人正在成长的文明。每一个文明圈都包含着若干亚文明圈或亚亚文明圈，以及更小的文明范式。文明圈、亚文明圈、亚亚文明圈等有共性也有个性，文明的多样性十分明显，由此组成五彩斑斓的世界。那时候，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尽管它们有可能相距遥远，彼此不了解甚至没有来往，但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存在哪一种文明高于其他文明的情况。　

　　为什么在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东方始终“先进”、西方一直“落后”？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西欧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处在无穷无尽的动荡和战乱之中。这种情况在中国此前1000多年前就已经历过，秦汉的统一才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因此，西方想要摆脱中世纪的落后，就需要整合社会，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个过程是从西欧中世纪晚期开始的。

　　文明是从“点”开始的，“点”是文明的发源地。通过点与点之间的交流与接触，点就连成面，面再连成片，片继而连接成文明圈。圈与圈之间相互沟通，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这是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共同的命运意识是从最小的基本单位“点”开始孕育的，以后才越扩越大，最终扩充至全世界。

二

　　这样，从1500年前后开始，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一种新的文明在西方兴起。它以资本和市场为动力，在整个世界无限制地扩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主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本是中轴，工业和商业围绕它旋转，崇拜上帝变成了崇拜金钱，科学和技术是它的工具。“西方中心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普世”之说也由此而起。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把西方说成是世界的共同方向。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