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出现，它的出现改变了这个格局。从中世纪晚期起，西欧就开始了重新整合的过程，封建时期碎片化的欧洲按地域整合，形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与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国家”都不同，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政治载体)，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精神载体)，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由此结合。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改变了此前1000年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状态。

　　文明是从“点”开始的，“点”是文明的发源地。通过点与点之间的交流与接触，点就连成面，面再连成片，片继而连接成文明圈。圈与圈之间相互沟通，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这是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共同的命运意识是从最小的基本单位“点”开始孕育的，以后才越扩越大，最终扩充至全世界。

　　二

　　事实正是这样，早期文明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一般来说，世界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两河流域，而两河流域恰恰是远古人类便利进出、方便往来的一个十字路口，四面八方的人群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最早的文字、宗教、社会分化和国家建构等，的确是发生在这里。远古时期，这里出现过一批地区性的霸权国家，像阿卡德、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等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古代强国。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粘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活在严重动荡的时代，战乱不断，他希望回归秩序，恢复和平，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将人和自然都置于其中。这套学说承前启后，倡导和平、反对战争，颂扬公德、斥责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精神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