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至于中国国内商业机构，无论是资金势力还是进入门槛，最初根本无力与国外同行竞争，到后来国内银行有机会参加公债发行之际，却始终无法摆脱政府赖账的可能，更不用说权力之手间接控制乃至直接勒索。从胡雪岩到民国公债走向崩塌均可一窥究竟，更不用说中国银行日后被迫增加官股。
简单对比中西金融制度，从表面观察很容易找出中国金融史缺失的一环，即中国政府没有举债能力，所以没法诞生债市及其相应的制度。但这种观点不无局限，晚清之后，中国事实上尝试了各种内债外债。清朝财政被公认为在咸丰之前维持收支相抵毫无问题，但是随着太平天国等战事爆发，财政压力骤然增加，不得不借助厘金政策。随着战争不断恶化，海外势力蜂拥而来，也带来了新的融资工具即公债。
在中国自制银元之前，银元基本源自海外。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不仅成色和品质需考察，而且各地换算方法林立，使用并不方便，直到民国“废两改元”才算正式全面以银元取代银两，白银得以以制币形态流通。中国虽然有各类当铺、银铺、钱庄等金融机构，但是没能发展出现代银行体系，对于中国信贷体系的深化乃至现代国家转型拖累甚深。
东西方货币历史发展分为不同阶段，西方大致是从商品本位、金银复本位到金本位，然后到纸币本位。纸币是人类货币发展的高级阶段，与金属货币不在一个维度。成功的纸币，尤其是法币，其实依赖于市场与国家的信用协定。对比之下，中国早在宋元明三朝时期就展开了规模宏大的纸币试验，也正是这一阶段的失败，构成白银在中国最终胜出的重要一环。
从“不为币”到最终的法定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历程是曲折的。战国秦汉时期，更多使用金与钱，进入六朝、隋、唐是钱帛并行，宋、金、元至明初是钱钞流通。五代后白银才开始逐渐用作支付，两宋后白银逐步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正式完成在中国的货币化。从此之后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经历浩劫无数，其间银两和银元通用。
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热中，一位26岁的中国学生在日本京都完成自己的经济学教育，临别之际，他和老师们一一告别。其中一位日本老师对他说:“中国(China)这个名字只能算是个地理名称，不像个国家。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门，各省各地区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自发钞票铸铜元。你现在准备回到哪个地区去?我看，你要回去，很可能无路可走。”
早在1867年，在“饷需繁急”理由之下，晚清权臣左宗棠西征军费即依靠对外举债，当时用海关税票担保，杭州商人胡雪岩从中斡旋向上海洋商借银120万两，开左宗棠本人6次对外借款先河，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外债的起源之一(此外也有说法称同治四年为中国外债起源之时)。甲午之后，外债越发成为财政窘迫的大清帝国的主要造血机器，不少洋务运动资金也来自外债，庚子年后每年需要偿还的外资数量也翻番，年偿还额在4000万两之上。
白银在明中期得以货币化之后，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之下作为称量货币使用，而非西方的铸币。从古代银两形态来看，隋唐以前称银两为银铤、银饼或银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古代“铤”通“锭”，从宋代开始一般称呼银铤为银锭，而把银锭叫作“元宝”始自元朝，据说元朝至元三年(1266年)以平准库的白银熔铸成“锭”，重量达50两者叫元宝，即“元朝之宝”的意思。刚开始元宝不单用于银锭，也出现在铜钱上，但后来成为银锭的通称。大体而言，从汉朝到明清，银锭开始由圆饼形逐渐向长条形发展，随后是束腰形，最后发展成元宝形。
银在中国上古时代已有出没，从考古来看殷商时期就用银贝等物，在春秋战国已经具备货币部分职能，目前能够找到当时的各类银贝等货币出土。五代之前银更多作为装饰赏赐，在秦汉之间银并不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1262年，世界文明的两个极点。西方的威尼斯与东方的南宋都面临着来自战争的阴霾，而战争对应的融资需求更是千钧一发。几乎同时，双方的当权者都设计出了应急方案，都涉及当时最为前沿的金融创新。南宋的贾似道以不断贬值的会子买公田，掠夺民间财富以此为军资，威尼斯通过议会授权政府以税收作为抵押，当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发行公债，付给5%的利息。事后来看，威尼斯的金融创新激发了政府债务作为资本的魔力。中国滥发会子并没有重新获得市场青睐，民间的不满与动乱，蒙古人兵临城下。最终，中国在纸币的崩溃中走向了白银之路，几乎决定了两者后来不同的命运。
中国为何没有诞生现代银行业。无银行，则无现代国家，无现代国家也很难诞生真正意义上的银行系统。
2017-03-13
五
鸦片战争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姗姗而来的中国现代金融中介在海外对手的竞争中艰难前进。即使白银在市场一直的自发选择中胜出，中国货币制度其实也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多年以来帝国最重要的财税大权旁落于海关控制之下，甚至到民国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货币体制。
16世纪是一个分水岭。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1545年，一个叫瓜尔巴的印第安人在安第斯山高地发现巨大银矿山，这座银山被喜出望外的西班牙人取名为“富山”(TheRichHill)，1563年在秘鲁发现提炼银子用的水银。根据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估算，这一时期美洲白银最高年产量为300吨。随着波托西银矿的发现，银子在1560年后比黄金更受到关注，在东方又恰逢明代对于白银渴求难耐之时，美洲白银随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中国是贫银国，其产银数量究竟多少，可以从《明实录》银课收入(也就是对白银赋税)中一窥究竟。洪武二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共75070两，洪武二十六年到成化二十二年共9786462两，立朝之初的洪武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共1510032两。从成祖初年至武宗末年合计共1510032两，此后每年银课收入大约为10万两。明代银课在银矿产额中所占的比例比宋代和元代高，高于当时的西班牙 (一般认为西班牙金税为1/20，而银税则为1/10)，明代银课一般被认为是银矿产额的30%左右，如此可以推算明代白银产量并不算多，平均每年30万两略多。
宋金元明一次次纸币滥发，其实源自财政困境。财税是帝国运转的根基，而中华帝国的收入始终主要依赖农业。如此环境之下，对于商业的态度基本是压抑，未能走出传统财政的窠臼，人均收入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再加上税收系统的低效，进一步固化了帝国的组织僵化。对比之下，欧洲王室传统收入原本是地产地租、司法收入等，随着西欧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前后日益走向重商主义，关税和其他捐税日益重要，在英国其已超过皇室收入的一半。国王依赖商人获得财政收入同时让渡政府权力，最终通过宪政财政带来制度的飞跃。
由于缺乏整体制度的变革，中华帝国财政虽经不少干吏能臣改革，却始终无法突破其局限，这也使得中华帝国在明清后一直深陷效率低下的循环。即使到了现代的国民党政权，按照托马斯·罗斯基(ThomasRawski)的估算，其1931年的财政支出水平尚且低于1880年的明治政府。相应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始终未能深入中国内地尤其农村地区，而这些巨大的空白又成为对城市进行割裂与包围的根据地，最终城市在军事和经济上双双失去优势，国民政府的溃败由是可以视作其脆弱的财政体系一开始所注定的。
从宋元明清到民国，过去的财政困境放在今天也不陌生。在制度经济学层面，财税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租金，透过财税关系即可审视制度关系，而货币正是二者之间的连接。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说，强盗之所以变成坐寇而不是流寇，正是因为坐寇的收入比流寇更高更为稳定。
民国时，白银依旧通行国内。北洋政府孱弱，除了袁世凯在币制统一方面稍有建树，各类滥发纸币事件不胜枚举。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央集权加大，中国终于有能力“废两改元”。国民政府原本计划是从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美国《白银收购法案》，中国再次“升维”，跳过金本位，直接进入法币阶段。法币原本是中国货币制度的全新升级，堪称统一货币的一次成就，但在内忧外患之下，金融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其结果也并不美妙。法币滥发无法遏制，而取代法币的金圆券的滥发更是史无前例，惊人的通胀纪录。这次的纸币试验以一个政府的陨灭为结果。而白银在纸币被遗弃之后，又在民间暗中复燃，以此而言，纸币是中国未能把握的制度红利。
四
那个学生是资耀华（资中筠女士父亲），他见证了白银一步步退出民国货币舞台的历史。那位老师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即由他首先提出。内藤湖南的观察相当准确，货币的混乱解释了中国政经的萎靡，可以追溯到明清甚至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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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之后，白银流入依旧。清代货币制度基本延续明朝“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远离类似实验。当海外白银全面介入中国经济之际，其流动往往不再受中国政府控制，给中国带来诸多影响，这一情况即使到了民国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断言，“银价问题乃是中国近代金融经济的中心问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鸦片导致的“漏银”成为不少股肱之臣对道光皇帝的主要谏言。
银行成为中国经济无法突破所面临的封闭循环的关键缺失。对比之下，日本在19世纪数十年变革中，银行体系对于工业襄助甚大。日本银行在试错中不断进步，先参考美国模式，然后参考了英国模式与德国模式，导致明治时期日本银行呈现出三种主要形态:首先是为财阀融资的超级银行，其次是政府设立的政策系银行，再加上1000多家服务本地市场的小银行。这样实业家、银行家与政府彼此结盟，带来日本现代化狂飙突进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