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昌认为,正是由于宜昌地理位置优越和繁荣的商贸,吸引了追逐利益的西方列强,促成了英国人在宜昌开埠,而不是倒过来说西方列强在宜昌开埠促成了宜昌的兴起。

　　其中,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湖南、湖北、河南等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地处长江中上游的鄂西城市宜昌,成为湖北“小三线”建设的首选之地。

　　彼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无铁路,长江便成了抗日战争的运输线、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无法直达重庆。西迁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要在宜昌下船,“换乘”大马力小船,经三峡溯江入川。自古有“川鄂咽喉、西南门户”之称的宜昌,成了战时国家工业物资和人员向后方撤退的中转站。

　　2018年的宜昌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致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经济培育“双措并举”,让新动能尽快成为主导力量。

　　亲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1938年10月10日,民生公司成立13周年的纪念会上,卢作孚苦口婆心地对公司员工说:“中国抗战到了这个时候,最重要交通线只有两条,一条是粤汉铁路,一是川江。川江运输,民生又占大半。我总是希望大家继续为国家努力,为公司努力!”

　　化工产业给宜昌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当地的环境污染。一些地方的污水排放,也给长江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隐患。

　　8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大撤退,让这座内陆城市跃上历史风云的潮头,并因此载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册。

　　1938年10月,“以空间换时间”战略下的武汉会战,最终以武汉的沦陷结束。300公里外的宜昌,原本只有10万人的城市,涌进3万多难民,从城区到江边,大街小巷挤满了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被住满后,不少人只得栖身屋檐下或露宿街头。

　　一组数据见证了三峡工程带给宜昌的“华丽变身”:从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到近几年,宜昌城区面积由30平方公里增长至160多平方公里,GDP由103亿元跃升至3857亿元,城市人口增加到410多万人。宜昌从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

　　时至今日,李泉仍清晰地记得父辈们讲述的那段往事,“卢作孚带着公司一群人,沿着长江上游走,最终确定了三段航行方案。”

　　不久后,日本侵略军沿长江向中国内陆步步逼近。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次年6月12日,安庆沦陷,月底,中国军队为保卫九江、武汉而布置的马当要塞,经过激烈攻防争夺战之后失守。7月26日,九江沦陷,武汉告急。

　　抗战之前,这座城市已有73种商业、2032家商户,形成南北约5公里、东西约半公里,大小街道260多条的商埠区,成为在湖北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