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创下了贾樟柯的很多最——参与演员最多、拍摄周期最长、跨越地域最广、邀请大牌导演客串最多……在这些“最”中，最让他兴奋的，是6种拍摄器材的运用，电影从胶片、DV的画面逐步过渡到6K高清影像，这个拍摄手法与时代同步的创意，从视觉上展现了时间带给生活的变化。
这些影像资料，是贾樟柯十几年来积累下的宝贝，“我从2001年到2010年，没事就回山西拍纪录片，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为了拍这部电影我就一个个找这些资料，看着这些影像真是恍如隔世。后来《江湖儿女》里我用了三分钟当年拍《公共汽车》的记录素材放在片头。”
他的“江湖”与生活相连
此外，作为他地域跨度最大的电影，这7000公里山西、三峡、新疆的旅途中，穿插了各色人等，贾樟柯请来不少导演为影片客串，用片中饰演老板的张一白的话说：“赵涛廖凡演儿女，我们演‘江湖’！”当山西晚报记者问贾樟柯：“给导演当导演是怎样一种感受？”他哈哈大笑起来，很欢乐地表示：“我觉得特别省事！导演剧本分析能力超强，还喜欢不停给自己加戏。只要导演来演，现场是喜剧氛围，大家很开心。导演都知道导演辛苦，每个导演来演戏都给我带吃的、喝的，客串的同时顺便来探班。”
对于如此玄妙的“江湖”，每个中国人都能意会，但在年初该片参加戛纳电影节评选时，“江湖”这个词就把翻译团队难住了。“讨论了很久，也不知道怎么翻译？最后用‘江湖’的拼音代替，就好像翻译‘太极’一样，英文里没有这个词。它们太中国了，太独特了。”贾樟柯笑着说。
从2001年开始，贾樟柯就在大同拍了《公共场所》《任逍遥》等片，而《江湖儿女》又是一部从17年前开始的故事，山西晚报记者问他，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一种回望过去的兴奋感？贾樟柯想了想说，确实有一种重新凝视过去的感觉，“我在写剧本时就决定这个电影还是应该放在山西拍，其实这个故事放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完全成立的。但我还是想在山西，因为故事的人物和我以前作品里小县城的小偷、文工团的团员、去三峡寻亲的矿工，都在同一个地方，却有不同的命运和遭遇，这很有趣。”
而对电影故事的内容，贾樟柯说其实很简单——17年前，廖凡饰演的斌哥说：“我是江湖中人。”赵涛饰演的巧巧说：“我不是。”17年后，斌哥说：“我已不是江湖中人。”巧巧说：“我是！”17年的岁月改变了这对“江湖儿女”，其实也改变了我们这样身在“江湖”的普通人。
其实，这部电影还是贾樟柯少有的“动作电影”，虽然这场“狂暴的爱情故事”，主题仍是情感，但在动作戏份上，贾导还是很得意自己的创意，“演员们打得非常好，而我从小在县城里长大，又淘气，自己的‘动作经验’也不少（笑）。虽然是打架，但打出了美感，这完全靠节奏，演员和摄影师的配合。”而他也有一点遗憾，表示自己一定会拍一部以狂暴为主题的电影，“动作戏再多一点”。
“较真”的贾樟柯对山西晚报记者说出了他对细节的执念：“我们编好一个好的故事、演员也演得非常好，这些东西的基础是所有的细节要准确，不准确的细节积累起来就变成不准确的电影。”
9月20日，《江湖儿女》将提前一天与山西观众见面，这部浑身散发着浓重山西气息的电影，又是贾樟柯送给家乡的一份影像记忆。近日，山西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贾樟柯，时长一个小时的问与答，揭晓了他眼中的“江湖”和他对时代变迁的思考。对于这部电影，贾樟柯表示是拍给两类人看的：一类是心中有“江湖”的人，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感；另一类是心中无“江湖”的人，看完后发现，自己也是“江湖中人”。
擅长对普通人情感故事的拍摄，贾樟柯《江湖儿女》的故事，却放在了“江湖”——这个在中国人概念里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世界，是什么让他跳出了原来诸如《小武》《站台》这样的“小城故事”模式，踏上了行走7000多公里的“江湖”路？
于是，在贾樟柯的“调遣”下，有的导演顺流而下到了三峡，有的导演一路北上去了新疆。徐峥就饰演了那个坐着火车忽悠巧巧的科幻作家。贾樟柯为徐峥写了有一页半纸的台词，内容是他零散而混乱的科幻理论，这个理论来自他阅读了山西老乡刘慈欣的作品后所得的启发，“我非常想将来有机会，最新网页游戏私服，能拍刘慈欣的小说。”
“还是跟兴趣有关。”贾樟柯跟山西晚报记者说，他这些年特别希望拍“江湖”电影，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传奇的，“我想象的‘江湖’不是过去电影里的那个，而是与生活点滴变迁联系在一起的。”贾樟柯说：“因为一直喜欢‘江湖’片，初中、高中也看了6年录像厅（笑）。但‘江湖’除了香港片、美国片的那种外，我们普通人的‘江湖’更多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里有所谓的原则，比如情义、诚信，这也是‘江湖’文化的核心。有人的地方有‘江湖’，‘江湖’对我来说，既指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也指复杂的人际关系，同时生活其中的人也有情有义。从广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江湖中人’，离乡别井、四海为家，每个区域是一种‘江湖’，每种职业是一种‘江湖’。”
贾导的很多“最”都在这里
贾樟柯有对细节的执念
在贾樟柯此前的电影宣发中，拍摄细节很少被提及，但这次“抓细节”成了电影宣发的亮点，特别强调电影高度还原十几年前的人物场景。对于这个改变，贾樟柯跟山西晚报记者自我检讨起来。“拍电影时，我特别不希望别人打扰，总是‘秘密’进行，但20年来对于细节的看重我一点都没变。这次我接受了大家的建议，让他们跟组拍纪录片。结果他们发现我对细节的较真，比如一盘道具菜，现在做道具的人都很年轻，不会做饭，菜就切得不对。那还是我来切吧，我知道怎么做，包括葱花应该怎么弄。其中还涉及考据学的工作，因为17年物是人非，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都不牢靠。拍摄中就因为一个头发产生过大争论，美术指导问我‘2001年女孩子染不染头发’，我觉得染但他觉得不染，谁都说服不了谁，后来我们把2001年拍的影像资料拿出来一看，琳琅满目各种染发！（笑）”
贾樟柯回忆说：“在我重新翻看我这17年拍的素材时，发现这也是电影技术更新，特别是数码技术最活跃的17年，改变非常大。我的素材有用DV拍的、有16毫米胶片拍的、有35毫米胶片拍的……其中甚至有的媒介已消失。但每种器材拍出来都有一种强烈的时代烙印。所以，我就跟摄影师说‘能否用不同的器材来呈现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也非常兴奋，问我‘想做影像的强烈对比还是做微妙缓慢的过渡？’我选择了后者，因为这跟我们生活的感受有关。我们在生活中总说变化，其实变化是很微妙的，甚至觉察不到改变已经到来了。最后用了6种摄影器材，其中大概有二分之一是胶片拍摄。相信观众在看片时能感受到变化，但视觉上不会有‘一惊一乍’的强烈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