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那3年，大家都叫我“娜妮鬼”，江山话，就是小姑娘

我也不后悔。

从头到尾，沈同春都没有开口。我也挺欢喜他，但那时候太年轻

现在我都86岁了，这个年纪，抽就抽，管它呢。

逃难回来，我帮人做香烟，收入不多，可以添一点家用。

那时日本人老是来轰炸，密码本是机要东西，怕给敌人炸坏了，所以放在乡下。我在密本股工作了8个月。

很多人都认为我和沈同春在谈恋爱，但是从头到尾，沈同春都没有开口。我也挺欢喜他。但那时候太年轻，我还不是很懂什么叫谈恋爱。

我也觉得自己对沈同春，和对别人有点不一样。别人约我，我不欢喜，就不去。可是我和沈同春，就能经常在一起玩。

其实刚解放的时候，我参加过衢州公安局办的公安训练班学习，3个月后，派到江山县委下乡工作组。大概上面知道我在军统工作过，就精简回家了。

我爱笑，又活泼，每天都是蹦蹦跳跳的。人家说，小王啊，唱个歌。唱就唱。大家都欢喜和我在一起玩。

我对婚姻问题，考虑得不大周到。那时太年轻，时局变化也大。

我从小就在这个屋子里长大。最早，这是我外婆家。

1979年落实政策，我丈夫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们夫妻两个抱在一起哭，总算熬到头了。

当时有一个军统的男同志，在潜伏时，和另一位军统女同志谈恋爱，把人家肚子搞大了，结果男的在渣滓洞关了半年，女的则被留在局里工作不能出去。

我后来结婚的丈夫，是黄埔军校里最后一期的学生。他对我倒是挺好的，能体贴人，生活上也照顾我，可是他1958年被划了“右派”。我“政治清理”清出去之后，就跟他一起到乡下去。挑了个没有人知道我们底细的地方，塘栖。

儿子有时候会打电话，叫我过去吃饭。我也顺便照顾照顾前夫。他老年痴呆了，什么人都不认得，什么事都不清楚。但是我问他，我是谁，你认得吗？他说，你是庆莲，我怎么不认得。

还有一个江山人，叫伍石敢，是秘书处的。

我年纪这么大，事情也看得多了。我总结的一句话是，这个世界上好人多，坏人少。正因为好人多，坏人少，我才活到现在。

后来才知道，他在江山有一个娃娃亲。而且那个女的跟我是同学。他问我，美眉你说我回不回去结婚？他探我的口气。我说人家等你这许多年数，你要回去结婚的。

1951年“镇反”工作开始了，当时我很清楚，我曾经是军统局少尉译电员，这个历史问题必须彻底交待。我就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毫无保留地写成书面材料，向公安局交待了。

重庆时代的王庆莲

我们在译电时，有时也会译到哪里哪里的军统组织被人破坏、有人牺牲之类的电报，心里都会难过。后来有过统计嘛，说军统为抗战一共牺牲了大概有1.8万人。

我工作一直非常努力。但是因为我有历史问题，每一个运动来了都是提心吊胆的。

我当然懂得他的意思，但是我没给他回信。

喏，王家宝、吴钟德，就经常到我这里来聊天。他们两个跟我蛮好的。现在他们一个93，一个90岁。

就为了这几句话，他们把我关起来，白天黑夜地审问。有一次我假装上厕所，猛跑几步，跳进旁边的鱼塘。但是运气不好，被人发现了，一个男的跳下来，抓住了我的脚。没死成。

当时女的就一直哭。我说，傻瓜，你哭什么，他关6个月，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后来他们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1958年，我点到名了。然后“主动申请，到农村去接受监督劳动”

军统是不准去跳舞的，我偷着去。虽然可以出门，但不能暴露身份。出去都穿便服。军统人员有个章，别在衣服上，坐公车或看电影都不要钱，但我们不会用。你用了，就要受处分的。

江山人脾气倔。

译电有个密码本。比方你是华南股，这个码本就只有你有，其他人都没有。你的电报，交给其他人，都译不出来的。

“文革”中，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总理讲的几句话，就读了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

我回来后，认识了大陈乡乡长的儿子，他刚要到浙大上学。

后来有段时间，另一个男孩子经常来找我玩，沈同春好几次都约不到我。他好像是生气或误会了，后来他就没有来找我了。当时我只是奇怪，但也没有去找他。

前夫后来也痴呆了，住在我大儿子家，也在江山。

规定，我们每天要翻译1500字的电报。工作量非常大。完不成，就要加班。我把分派给我的电报拼命在白天完成。晚上溜出去看看电影，或者去跳跳舞。

王庆莲住的小巷

纪律很严。一礼拜只有半天休息，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常晚上10点才下班。

1958年，我点到名了。真好笑，点上了，还得自己写申请，不写都不行，说是“主动申请，到农村去接受监督劳动”。

我后来问小儿子：从小妈妈不能管你，你恨妈妈吗？

我们1948年结了婚。那个人，不会体贴我，爱护我。到1955年，我们就离婚了。离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感情，另一个他浙大出来后，到杭州市公安局工作，我影响他的前途了。

这些电报，很多都是由潜伏在日伪方面的军统特务，冒险发回来的

人的一生，是排定的，命运给你安排怎样，就是怎样。我很庆幸，老天爷待我不薄。你看，我老来过的还是平静的生活。

我什么都不知道，妈妈帮我去报的名。也算晦气吧，就考取了

那年我到上海朋友家住了几天，碰到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告诉我，说沈同春家里的桌子玻璃板下面，一直还压着我的照片！

我去跳舞，不会跳，坐那里看，一个叫王豪的电影演员，来请我跳舞。我说对不起，我不会跳。他说不会跳不要紧啊，教你。

后来我怎么离开军统的，就是因为姜毅英对我盯得紧。姜毅英说过好几次，娜妮鬼不听话，我要把她关起来。否则我也不会离开军统。

我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所以，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

同事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沈同春，我没有答应。

抗战胜利后，沈同春离开部队，回到了上海。

军统里面，最不欢喜我的就是姜毅英。她很厉害的，也是江山人，唯一的女将军，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是她破译出来的。她当时是我们译电科改成机要组后，调来的组长。

不到1岁，父亲就过世了。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官，连长什么的。到底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小时候不懂，大起来怕母亲伤心，不敢问。

译电科其他几个股，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股长也是老乡。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不容易混进奸细。听说军统局也有共产党员，但想调到译电科，很难。

他家里亲戚是银行的，经济条件比我好，经常请我吃饭、看电影、喝牛奶。半天看三四场电影，这个剧院看完，跑到那个剧院。

1946年8月，我趁着姜毅英结婚度蜜月，找个借口说我妈妈记挂我，要我回去，请长假离开了重庆，从此再没回过军统。

后来老婆和他离婚了。“文革”时他也受罪，跟我一样。他儿子在美国工作。他后来生了什么骨癌，也到美国去治疗。

那个晚上，我把他的白皮鞋踩成了黑皮鞋。他还是很绅士。

戴老板立下规矩，谈恋爱可以，但抗战不胜利，军统的人都不准结婚。

我说，你呀，你那时怎么不对我好点！

求死不得，我就求生吧。

我回去没多久，姚科长就把我调到局本部译电科了。

这些事，我从前不敢讲。军统局译电科，现在台湾那边还有几个人，大陆这边，活着的不多了。唉，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转眼之间，我也会很快离开这里了。

这几年，偶尔会有年轻人来看我，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

我们坐黄包车出去，或是散步回来，都是比较正经的，没有什么非礼的事情。坐在一起看电影，拉手这种事情，是没有的。

还有个郑昌如也九十多了，现在在台湾，前不久还打过电话，我说我是王庆莲，他说哦，你个娜妮鬼，还在啊。我说我还没有死嘞。

我用口红把嘴巴抹得很亮，眉毛也修得很齐整。我身段好，旗袍都要求比人家裁得更合身，给我做衣服的人，见了我就头疼。

他是上海人，在局本部另一个部门工作。我也不记得是怎么见到他的，就记得他长得还不错，比我大好几岁。

第二天，我就跟着贫下中农下田干活了。割稻子，手割破了，我就坐在田边哭。

两个小孩，都是我妈妈在管。那时候很简单，也没有财产，小孩在我妈妈这里，他寄钱过来，我也寄钱过来，抚养孩子。到1958年，我下乡了，都是他一个人负担，我在农村自己生活都很困难。

我小学毕业，文化低，就报了打印员。那时啥也不懂。就知道去重庆那边，有饭吃。我当然乐意喽。

到了丁河公社钟介场大队，给安排在一家贫下中农的房子里。前面是羊棚，羊棚后面堆柴，柴后面又是羊棚。我们的床，就搭在柴的后面，两张小凳一张二抽桌，我们就这样与牲口为伴了。

1944年的四一大会，我从乡下去局本部开会。乡下生活太枯燥了。密本股属于译电科管的，科长姓姚。我就问姚科长，你可不可以把我调到城里来。

我自己嘛，是很骄傲的，欢喜我的人很多哦。也不光是局本部，空军里都有好几个。但是我年轻，不大懂事嘛，也不往这方面去想。

王庆莲现在一个人居住在出生时的老房子里

他说，不会。

那时候是毛人凤当局长了。伍石敢大我两三岁。他不叫我名字，也不叫我小王，他叫我美眉。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后来抗战胜利，“还都”到南京之后，我们整天也都在一起。

我说，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斗，我为什么不好好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