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秋天，一位名叫希特勒的青年人加入所谓德国工人党，随即以他高超的演说才能与交际能力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他抓住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心理，组织大量集会进行宣传，成功煽动听众们的复仇主义情绪。第二年，德国工人党改名纳粹党，他也逐渐跻身为纳粹的党首。同样是在1919年，墨索里尼在米兰成立了“战斗法西斯”，宣称要从各个方面对贫弱的意大利进行改革。即将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法西斯主义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罗素高度重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相互借鉴，主张中国应对传统文化有所变革，抛弃无价值的东西。对现代中国的未来道路，他也在书中给出了忠告与预言：“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地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其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成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硕果。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对战败国而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更是埋下了日后的危机。1918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在革命的汹涌浪潮中退位逃亡，德国也由此陷入各方势力争夺的混乱局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在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逮捕杀害，起义工人遭到镇压。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财政赔偿与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德国的工人运动依然此消彼长，并成立了昙花一现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号召各国支部抛弃改良主义，在夺取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旗帜下联合起来。新成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在此时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维埃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

　　与李汉俊的交谈显然给芥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汉俊向他指出了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并得到了芥川的同情：“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种子在手，唯惧万里之荒芜，或吾力之不逮也。”这位来自日本的青年作家，在意外间闯入了历史的转折现场，邂逅了另一位正在筹划大计的青年。三个月后，那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就在这间住宅里召开，中国共产党于此成立，现代中国的进程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常上永）

　　1918年11月，北京大学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举行了一系列演说大会，而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演说，显得有些另类。他大胆预言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并把一战的胜利归结为庶民的胜利：“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他敏锐地意识到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历史机遇。

　　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新的挑战，

　　一切旧有的秩序都烟消云散了，

　　这样的情绪并非梁启超作为局外人的触景感伤，在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的笔下，一战结束后的精神创伤同样沉重难忘：“暴风雨已经平息，我们却依然烦乱不安、心绪难平，仿佛暴风雨又将骤然来临，几乎所有的人类事物依然难以测定。我们在思索已经消失的东西，我们几乎被已经毁灭的东西所毁灭，我们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东西诞生，我们恐惧未来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民族主义的呼声也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兴起，1918年底，埃及民主革命领袖柴鲁尔发起了群众性的反殖民运动，呼吁以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埃及的独立。1919年3月，遭受镇压的游行演变为暴力抗争与武装起义，即使是开罗的妇女也走上街头抗议英国殖民者。在这一浪潮下，英国殖民者不得不释放柴鲁尔，并允许其参加巴黎和会。经过数年的抗争，在1922年，埃及成立了非洲现代史上第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

　　而这时的中国，显然正在发生微妙而剧烈的变化，这一潜流，被一位异域来客敏锐地捕捉。1921年4月，来华游历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拜访了青年学者李汉俊，他在游记中如此描绘眼前的李公馆：“会客室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两三把洋式椅子，桌上有盘子，里面盛着陶制的水果。除了这些梨、葡萄、苹果等粗制的仿制品外，没有任何赏目的装饰。但房间却一尘不染，朴素之气让我爽悦。”

　　暴风之后：1919年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