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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十字路口的世界与世界眼中的中国

  这一年的秋天,一位名叫希特勒的青年人加入所谓德国工人党,随即以他高超的演说才能与交际能力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他抓住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心理,组织大量集会进行宣传,成功煽动听众们的复仇主义情绪。第二年,德国工人党改名纳粹党,他也逐渐跻身为纳粹的党首。同样是在1919年,墨索里尼在米兰成立了“战斗法西斯”,宣称要从各个方面对贫弱的意大利进行改革。即将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法西斯主义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罗素高度重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相互借鉴,主张中国应对传统文化有所变革,抛弃无价值的东西。对现代中国的未来道路,他也在书中给出了忠告与预言:“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地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其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成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硕果。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对战败国而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更是埋下了日后的危机。1918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在革命的汹涌浪潮中退位逃亡,德国也由此陷入各方势力争夺的混乱局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在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逮捕杀害,起义工人遭到镇压。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财政赔偿与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德国的工人运动依然此消彼长,并成立了昙花一现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号召各国支部抛弃改良主义,在夺取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旗帜下联合起来。新成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在此时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维埃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

  与李汉俊的交谈显然给芥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汉俊向他指出了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并得到了芥川的同情:“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种子在手,唯惧万里之荒芜,或吾力之不逮也。”这位来自日本的青年作家,在意外间闯入了历史的转折现场,邂逅了另一位正在筹划大计的青年。三个月后,那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就在这间住宅里召开,中国共产党于此成立,现代中国的进程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常上永)

1919:十字路口的世界与世界眼中的中国

  1918年11月,北京大学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举行了一系列演说大会,而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演说,显得有些另类。他大胆预言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并把一战的胜利归结为庶民的胜利:“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他敏锐地意识到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历史机遇。

  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新的挑战,

  一切旧有的秩序都烟消云散了,

  这样的情绪并非梁启超作为局外人的触景感伤,在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的笔下,一战结束后的精神创伤同样沉重难忘:“暴风雨已经平息,我们却依然烦乱不安、心绪难平,仿佛暴风雨又将骤然来临,几乎所有的人类事物依然难以测定。我们在思索已经消失的东西,我们几乎被已经毁灭的东西所毁灭,我们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东西诞生,我们恐惧未来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民族主义的呼声也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兴起,1918年底,埃及民主革命领袖柴鲁尔发起了群众性的反殖民运动,呼吁以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埃及的独立。1919年3月,遭受镇压的游行演变为暴力抗争与武装起义,即使是开罗的妇女也走上街头抗议英国殖民者。在这一浪潮下,英国殖民者不得不释放柴鲁尔,并允许其参加巴黎和会。经过数年的抗争,在1922年,埃及成立了非洲现代史上第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

  而这时的中国,显然正在发生微妙而剧烈的变化,这一潜流,被一位异域来客敏锐地捕捉。1921年4月,来华游历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拜访了青年学者李汉俊,他在游记中如此描绘眼前的李公馆:“会客室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两三把洋式椅子,桌上有盘子,里面盛着陶制的水果。除了这些梨、葡萄、苹果等粗制的仿制品外,没有任何赏目的装饰。但房间却一尘不染,朴素之气让我爽悦。”

  暴风之后:1919年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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