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具备了新特征。然而，他们毕竟受过传统知识、思想滋养与熏陶，而且经过累代师承，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思想血脉和精神特质，即它是入世的面对现实，而不是出世的逃避现实，他们普遍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与古代知识分子相比，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家国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即他们的立足点是力求使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免遭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同古代爱国一般以维持汉族政权职志的观念比较，有了较大的进步，他们自信地把救亡自强的义务毫不犹豫地担在自己肩上。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宣言，不为“恶社会所征服”，不“逃遁恶社会”。李大钊在《青春》中充满激情地鼓励青年，“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

　　四、践行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后曾在湖北军政府担任要职，辛亥革命失败后，他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采矿业，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回国后为中国的地质力学和石油勘查工作做出了极为突出的成就。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五四之后旅德学习，期望“音乐化人”，用音乐“谐和”精神感化人心以改革社会。他潜心研究16年，写作和翻译近20种音乐文化等方面著作。这些提倡或躬行“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如化学家俞同奎、侯德榜，地质学家丁文江、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等人，毕一生之力于科学救国实践，在“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下，兢兢业业为科学事业默默奉献，成为承担创造、引进和传播技术与文化的主力军，对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补白、重构、振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而肇始拓展的思想启蒙运动。显然，启蒙运动、文化的改造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改变中国政局，使中国富强起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变迁，而思想本身的改变是最根本的变迁，其它变迁必以思想变迁为泉源。我们看到的是，钱玄同对旧道德、旧文学进行猛烈的攻击，是基于对腐败社会痛恨和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的“忧心如焚”心情。傅斯年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表达自己宝贵读书年华为寂寞的中国充当夜猫，以叫醒公鸡叫明天叫醒国民的沉重的心态。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和建造一个全新中国的共同信念，使五四时期阶级、阶层属性不同，世界观迥异的知识分子凝聚一起，结成统一战线，协力搏击。又如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前夕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其中既有李大钊、邓中夏等不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还有一批后来成为国家主义者的人物。会员成份颇具复杂性，但在救国理想的召唤下，却有集结求友的意向。他们酝酿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期望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

　　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方案，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出路的深刻思考和艰苦探索的积极尝试，反映出知识分子救亡图强和变革现实的理想与信念。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救亡自强的担当精神应予肯定、继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