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史料都表明，1941年夏天，干旱就侵袭了豫北，蝗灾毁掉了豫东的收成。这一年共有100多个县受灾，其中旱灾61县，雹灾47县，水灾29县，蝗灾6县，霜灾7县。饥荒的种子就是在那年开始种下的。随着1942年春天的持续干旱，夏粮无望，崩溃来临了。
为了阻挡日军西犯，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给百姓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89万人丧生，黄河水退后形成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沙滩河汊。
王芸生去找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交涉，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并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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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奈，而激怒他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也收到不少传教士来自河南的消息，他于1942年10月26日在《时代》周刊发出报道《十万火急大逃亡》：
这天的报纸被抢购一空。次日，《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亲自撰写了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质问国民党政府的救灾效率，更将催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夏，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出粮一直都是全国第一。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军粮马料，以及兵源补充，全靠在河南“就地取材”。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在风调雨顺年景，农民交粮纳赋之后，也谈不上任何储藏。熬到1942年，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又绝收，特大饥荒的爆发就势在难免。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大旱，颗粒无收，随后而来的便是饥荒和死亡。此时，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河南是中日双方都在争夺的战场。据官方数据，全省灾荒死亡人数约有300万。这个数字超过八年抗战士兵的死亡总数。
在叶县，张高峰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年轻的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七月流火，夏日炎炎，南风长啸，晴空万里，亢阳不雨，旱象已成……如此亢旱，再有十日不雨，秋收即完全绝望。兵连祸结，饥馑荐臻，影响抗战，实深且巨。
所见所闻令张高峰无比愤怒。1943年1月17日，他从河南叶县寄出了6000字的通讯《饥饿的河南》。他在文中尖锐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稿子发回重庆总部之后，谨慎的编辑害怕触怒了当局，遂将题目改成了《豫灾实录》，于2月1日刊发见报。
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但有些灾难好像被历史故意遗忘了。
当时，国民政府中的豫籍参政员们联名提出《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的报告，但恰恰是这一年，重庆政府鉴于货币贬值严重，要求田赋征实。这一年河南被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变态网页游戏排行榜
，均为后方各省第一。
1942年冬，重庆《大公报》的张高峰被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然而，进入河南之后，原本打算报道战争的他却被严酷的灾情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地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这篇通讯尤其是社论让蒋介石勃然大怒， 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有关中原旱灾的一切报道均被“叫停”。
封杀《大公报》，掩盖真相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了10多次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洛阳街头，“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骼挂图”。再向南行，只见“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最后就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河南南阳的一家地方民营小报《前锋报》几乎是大饥荒最早的预见者，在1942年7月24日的社评《灾象已成，迅谋救济》中说：
“被灾荒”的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