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专门谈到了长征，他将长征比作《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他认为长征有两个重要结果，一是为中共“找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安定的地方整顿自己”，另一个是“促进了新的领袖的出现”——毛泽东，长征也为他找到了“最亲密的同事”——周恩来，这个“有伟大才能的、神奇般的人”。

1981年7月，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偕家人重走了一段长征路，并给《生活》杂志发表了《一个美国家庭重走长征路》一文。重走长征路使布热津斯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布热津斯基对长征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长征及其精神遗产为塑造非凡的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说，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它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

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将真实的长征介绍给世界。斯诺冲破重重封锁，来到陕北根据地，对红军进行采访。1937年10月，斯诺在英国出版了根据采访手记汇集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第一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长征的经过，一个多月就发行5版，并很快被译成法、德、俄、意、日等20多种文字出版。斯诺称长征为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远征，他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80年来，红军长征早已为外国记者、作家和学者所广泛报道、记述和研究，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超越时空，走向世界。长征精神已成为激励世界人民为了理想和信仰克服困难、坚持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正如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所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海外学界出版的许多党史、国史和领袖传记中也就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业绩”，做出了经典性的描写和阐述。

研究新中国史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其之后发展》就强调，“长征是一个充满政治上和心理上重要意义的事件。”在政治上，毛泽东通过长征重新获得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把革命队伍带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这里可以“实现他们要对日本人作战的誓言”，从而“实现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在心理上，长征给了人们以极其重要的希望和信心，也孕育了“延安精神”的核心——“奋斗不息、英勇牺牲、自我克制、勤奋、勇敢和无私”等美德。“传记天才”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也突出强调了长征的心理意义，“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

“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用1/10的篇幅，以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红军长征，向世界人民展现了长征这篇英雄史诗。她认为，“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性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它们所遭受的苦难。”红军经过长征，虽然“瘦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但它“称得起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美国学者里奥·胡柏曼和保罗·史威齐都称赞“长征”章节是本书“高潮”，他们认为：“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的胜利的前奏曲。”

80年的沧海桑田，红军走过的山山水水依然在春夏秋冬的交替之中，也许已改变了容颜，但历史不会改变，人们不会忘记，长征较之公元前400年希腊人从波斯到黑海的撤退，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在世界军事史专家格里菲斯看来，中国红军“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战胜途中大自然好像决意要阻挠他们前进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英雄的红军用鲜血和汗水绘成了20世纪中国最悲壮的画卷，在今天、在未来，它仍会吸引全世界的人们去思考、鼓舞他们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