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的专项斗争不同的是，各地上报的各类数字少了，具体案例多了。”黄祖跃说，“在那次斗争中，衡量各地斗争成绩，不是单纯地看打了多少、抓了多少，而是看实实在在的案子，看某一个黑恶势力是否真正被打掉了。

　　在湖南某市，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有骨干10多名、成员60多名，帮伙械斗时，统一着黑西服，扎白毛巾，手持火药枪、大刀。

　　“有的民警为了保护家人，忍痛和妻子离婚。这次专项斗争，其复杂性、艰巨性是没有先例的，因此，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面临的考验、付出的牺牲也是前所未有的。”

　　“经过那次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被强有力地遏制，可以说，没有那次专项斗争，就没有今天平稳、安定的社会治安局面，‘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条件。”8年后，黄祖跃接受记者采访时，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严峻的考验

　　截至2003年4月“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结束时，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631个，打掉恶势力团伙14000多个，抓获涉案成员10万多人，破获刑事案件15万多起。

　　有谁能知道，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中，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些民警累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一些民警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一些民警拼死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层层压力和各种诱惑，用人格和良知谱写了一曲浩气长存的正义之歌。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进行了修订，其中新增加的第294条首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了规定，明确了罪名及量刑，为我国严厉打击有组织犯罪明确了法律依据。

　　在侦办黑恶案件过程中遇到阻力时，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出面，撑腰打气，极大地鼓舞了办案民警的斗志。

　　一名参与侦办黑恶案件的民警，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电话那头不阴不阳地说：“你家小孩在哪个学校我都知道，学习还挺不错的嘛。”很显然，这是一个恫吓电话。

　　“黑恶势力是市场经济的毒瘤，是暴力践踏市场经济的罪魁。”黄祖跃说，“发展市场经济，一定要把黑恶犯罪作为打击的重点。”

　　经过缜密细致的调查摸底，公安机关掌握了在各地存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案成员以及恶势力的情况。一场“打黑除恶”的攻坚战开始了。

　　黑恶势力的罪行令人发指，手段极其残忍。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在一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座谈会”上，谈起黑恶势力的种种残暴行径时，一口气用“称王称霸、欺压群众、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罪大恶极、触目惊心、民愤极大”等形容词表达了他愤怒的心情。

　　【时间】2000年12月至2003年4月

　　“杀人、伤害、抢劫、敲诈勒索、强奸、绑架，，是黑恶势力最基本的、也是最初始的特征。他们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里，往往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村霸、市霸、街霸、厂霸、矿霸、棉霸、路霸们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公安部第四研究所副处长、时任公安部“打黑办”西南组组长任恩顺说。

　　统计数字表明，1992年至1999年的八年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获并依法惩处各类犯罪团伙100余万个、涉案人员376万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黑恶势力。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时任公安部“打黑办”副主任黄祖跃介绍，由于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各种黑恶势力在我国还有滋生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当时我国的黑恶势力犯罪，与过去相比，发展蔓延加快，活动更加猖獗。在一些城市和乡村，恶势力称霸一方，作恶多端，欺压群众，严重危害地方社会治安。有的地方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演变成为更具破坏性和危害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影响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一大祸患。

　　针对在“保护伞”问题上的争议，2002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刑法294条第1款的解释》，对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问题，做出更为具体的规定。

　　公安部刑侦局当时的一份材料显示，多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各种恶势力犯罪，始终保持着打击的高压态势，在历次严打整治斗争和日常侦查破案工作中，一直把黑恶势力作为打击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