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在大饥荒中从中国大陆逃往香港的饥民。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如今，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买房，而在改革开放前，bt网页游戏sf，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对于香港来说，自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每年7月1日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
下一张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