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廉政法制不够完善。财产申报是廉政法制的重要内容，可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法律。即使已有的法律，也因为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也难以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特别是经济职务犯罪。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作者单位：河南省漯河市郾城检察院）

　　（四）与黑恶势力相勾结，充当犯罪分子保护伞。某些党政部门和执法部门领导干部热衷于结交大款，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得火热，或称兄道弟，BT页游私服，或结为干亲，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权黑结合，大肆捞取非法利益。曾经在沈阳市呼风唤雨、横行霸道的黑社会头目刘涌，就是靠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副市长马向东、原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原市法院院长焦玫瑰等一批腐败分子的庇护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刘涌黑社会犯罪团伙被摧毁后，慕绥新、马向东等的罪行也相继败露，一一落马。重庆打黑案件中落马的文强，就是重庆黑社会势力的保护伞，并且与女黑社会老大还是亲戚关系。 

　　1、思想道德防线溃败，以权谋私。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工作生活经历，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丧失了党性，与党离心背德，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私欲观念和特权思想作祟，思想变质、道德防线溃败，不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己任，反而处处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然后道德上滑坡，最后触犯刑律、落入法网。

　　3、法网疏漏，执法不严，打击不力。

　　2、确保刑罚的及时性。案件能否及时侦破，直接关系犯罪人能否早日发案，不致再犯，而且也关系刑罚威慑效果的强弱。 

　　（一）犯罪主体的自我保护功能不断增强。职务犯罪是一种特定身份犯罪，是公共权力异化为私人权力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主体的特定性带来了犯罪分子的“自我保护”功能。犯罪前他们打着“公平”、“合法”执行职务的身份进行，理所当然的不易受到阻碍； 犯罪过程中他们实施的是以权谋利、将公权暗化为私权，可以骗取领导和同行的支持；犯罪后他们往往利用职权地位所形成的影响，公开或秘密地对抗司法机关的侦破活动，利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进行开脱罪责，无形中增加了司法机关的追诉难度。 

　　2、监督乏力，监督机制不到位。权力高度集中，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弊端，给犯罪者提供了犯罪的空间和条件。而失去制约的机制必将产生腐败。虽然已建立各级人大、政协、纪检、检察机关、政府的监察审计和人民群众监督等多层次监督体系，并已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但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大部分监督机关不敢于监督、不善于监督，尤其是对 “一把手”的监督形同虚设。 

　　（二）客观原因。

　　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为此必须加强思想教育，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

　　4、强化舆论监督。要在正确引导的前提下，给予新闻媒体的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之不失为制约职务犯罪的锐利武器，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 

　　（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易显露。一般犯罪如杀人、放火、抢劫等，是以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为侵害对象的，受害者与犯罪者利益冲突激烈，揭露犯罪的积极性高。而职务犯罪是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单位内部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对象又是属于国家或集体的公共财产，或者是行贿者为谋私利主动送财上门；渎职犯罪侵犯的对象往往是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职权或者不正确履行履行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出现，但群众认识不到是由于工作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才导致出现了后果。正是因为职务犯罪一般不是以公民个人利益为直接侵害对象，因此，外人既不容易了解贪污者或者渎职者的职务内幕，又不容易与之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故不易被察觉和揭露。 

　　一、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3、强化群众监督。《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和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为此，要明确便于群众对于权力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监督的方法，同时要依法保护群众的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监督作用。

　　职务犯罪的本质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以公权谋取私利。如果掌权者得不到制约，那么就很容易违法犯罪。为此，在权力系统中必须强化监督和制约，才能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从客观上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