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场瘟疫，宣扬在困境中奋起抗争、在绝境中也能坚持正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既定的社会准则下，人的命运是未知的，是不可控地被裹挟着的，要么异化，要么被审判，于是，想做个真诚地忠于内心的人还是做个随大流的人，是至今为止，很多人都面临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默尔索。
小说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写，即有人把默尔索描绘成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预审官问默尔索对此有何看法，默尔索的回答是：“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他怎样想就怎样做了，可就连这，都成为他日后被审判的内容。
《局外人》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开始，以“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结束，塑造了一个以“怎么样都行”为口头禅的主人公默尔索的形象。小说其实是围绕一宗枪杀案展开的，在前半部的铺垫部分，默尔索做了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他母亲在养老院去世后，在为母亲守灵期间，他不仅没有哭，还在母亲的遗体旁吃面包、喝咖啡，葬礼上也没有表现出难过，而且第二天就与女朋友亲热、一起去看了喜剧电影。后来，在帮朋友打架时，因为错觉，默尔索开枪打死了人，由此开始被审判。然而，让默尔索没有想到的是，他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以及在母亲死后的种种表现，成了法官宣判他死刑的决定性因素，而在他看来，这些和那桩枪杀案及相关法律条文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在国内，加缪也拥有众多读者，其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仅其成名作《局外人》，印数就已经突破千万册。在加缪诞辰百年纪念日前后，国内不少出版社都在重新出版加缪的各类作品。然而，对于很多不那么了解加缪的读者来说，在这个年代为什么要读他半个多世纪前写下的作品，是一个亟须解答的问题。
在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中，很多人愿意从加缪写作的真实背景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身在法国南部的加缪无法与亲人通信，从而陷入孤独和对法西斯的憎恨中，于是，鼠疫成了法西斯的隐喻—然而，忽略背景，把“鼠疫”看做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困境，那么《鼠疫》会因其对困境中人性的深入观察以及塑造的绝望中人类抱团取暖的真情而更具价值。
1957年，加缪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授予加缪的获奖词是这样写的：“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显然，关注并思考“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让加缪的作品拥有了不朽的价值。在很多人眼中，加缪的成名作《局外人》是书写“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范本。
透视世界的荒诞，戏剧性地展现自由、正义、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小说的结尾，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担心着人类未来的命运，因为他知道“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担心“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然而，相信看过加缪作品的人，都能找到灾难中人应该具备的那些可贵品质。
鼠疫发生前的奥兰并不美丽，传奇网页游戏私服，甚至是丑陋的—这里气候严酷，人们对生活狂热而又漫不经心，厌倦这座城市而又无处逃离。然而，鼠疫时期，人们却戏剧性地被融合在一起了：里厄不顾危险甚至忍辱负重的救援、塔鲁心甘情愿的协助、朗贝尔放弃逃跑的机会加入救援行列，甚至连逃犯科塔尔都暂时变得彬彬有礼……在这个变化了的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得以重新确立，即使解禁之后，“每个人都在返回他个人的生活，然而那休戚与共之情仍旧坚持不去。”这也使得里厄认识到，“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鼠疫》
本报记者 李宁
《局外人》
相较于完全没有噱头、笔调平实得近乎平淡的《局外人》，《鼠疫》呈现出的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作者描写了鼠疫突发的奥兰城里，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和瘟疫相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与其说加缪记录的是一场疫情，倒不如说是宣扬了直面惨淡人生、在困境中奋起抗争、在绝境中也能坚持正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对人类自身处境、内在冲突、亲情、友情、爱情等基本问题的深入探讨。
今年的11月7日，如果加缪还活着，那么，他100周岁了。然而，很可惜，阿尔贝·加缪，这位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1960年就去世了。那年的1月4日，只有47岁的加缪坐在朋友的汽车上，因为路滑，车撞到了路边的树上，加缪当场死亡。而在那之前，加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蠢的了。”
作者：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