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锋研究发现,其最初的“雏形”可追溯至1933年国民政府在杭州成立的高射炮班。此后为了训练防空士兵,又在当地成立了防空学校,以训练、蓄备兵力。“而第一支高射炮部队组建是在1935年2月,当时仅有1个营,4个连,每连装备7.5厘米口径高射炮4门。”
日本轰炸机群的“空中猎杀”素以精准、凶狠著称,但对蒋介石采取的“定点清除”(这也是战争史上最早利用飞机对一国首脑实施斩杀)行动为何扑空?“高射炮部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戏份"。”唐学锋说。
3 高射炮救了蒋介石一命
另一位受伤后回大后方养病的士兵也谈到:“我从南苑抗战起,一直到现在都是当兵。自从上年受伤后,回后方养病才脱离队伍。呆在后方也半年了,越想越难过,这次见到招募赴印运输队的布告,就自动跑去补上个名字。咱到外国去开开眼界也好,反正总是同日本鬼子打仗。”
独家揭秘重庆招募 运输工人赴印度
中日兵力相形见绌,高射炮部队是如何抗击强敌的?这得从75年前的一场完美的“配合战”说起。
1943年《新华日报》、1944年《重庆市警察局工作报告摘要》……一叠叠泛黄的档案静静地躺在档案架上。近日,市档案馆首度公开了“战时重庆征雇运输工人赴印工作纪事”相关档案。
应征运输工人在重庆经过短时间的训练后,即从1943年12月开始,分批前往昆明,待乘飞机出国服务。在此期间,重庆各机关、团体及学校代表等纷纷前往,赠送各种各样的慰劳品。
招募“重任”为何要交付重庆?唐润明推测,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物力、财力、人力等各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上国内其他前线地区战事紧张,伤残病员增多,征调赴印运输工人的责任便自然落在重庆人头上。”
采访中,记者的脑海里也渐渐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硝烟弥漫中,4000多名运输“战士”驾驶着一辆辆卡车穿梭在枪林弹雨中,他们中有机械师、电工、厨师、船夫等,出生入死地为前线输送着各种军用物资、粮食、弹药,为同盟国开辟出一条条战略通道……
接近重庆上空时,日军轰炸机群开始爬升高度。抵达黄山上空后,正当远滕三郎率领的轰炸机群准备从高空俯冲投弹时,突然,一颗颗高射炮弹从地面飞出,在空中炸开行程密集的“火网”。原来,埋伏在黄山官邸附近的高射炮部队向日机发出了猛烈射击。“火网”迫使敌机不敢下降高度,彻底打乱了其事前准备好的“包围轰炸”计划,其投下的炸弹仅有一颗命中蒋介石召集会议的云袖楼一角,蒋介石与开会的将军们顺利躲进附近防空洞,毫发无损。
“战争,不只是两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对峙,也是两国综合国力的长期较量。”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告诉记者,在当时的战况下,为配合同盟国欧洲战场作战,中国方面需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于亚洲,积极准备反攻缅甸战场。由此,1943年在重庆,便上演了一场招募赴印运输工人的“运动”。
“历史没有假设。但那一天,假若日机没有遭遇高射炮猛烈火力的阻击,那历史可能又会改写。”唐学锋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高射炮部队在重庆抗日作战过程中起到了无法忽视的作用。
抗战期间,有这样一支鲜为人知的特殊部队,他们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英勇抗击来犯日机—驻防重庆及周边地区的中国高射炮部队。
如何应战夜晚的敌机呢?唐学锋介绍,高射炮部队为夜间作战配备了专门的照测兵。当时的中国空军没有今天使用的雷达,只能靠“秘密武器”—探照灯、听音机来侦查夜间偷袭的敌机。“通常来说,照测兵在获得防空情报后,会立即以听音机听取敌机来袭方向,大约用两三个探照灯交叉捕捉1架飞机。除非它迅速脱离灯光可能照射的空域,否则很难逃脱灯光追踪并被高射炮攻击。”
1 磁器口曾是高射炮阵地
“虽然实力悬殊,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射炮部队却使凶猛的日本轰炸机群不敢白天来犯,只在夜晚偷袭。”唐学锋说。
1944年初,运输工人相继抵达印度。此时正是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之战进行最激烈之际。“他们一到目的地,即被编为中国驻印军的运输团,并立即与前线将士一道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唐润明称,4000多人最终回来了多少,如今已无从考证,但当时有人评价其贡献时,称“他们的功劳与火线上的战士同等重大。”
招募“重任”交给了重庆
实际报名数翻了10倍
怎么办?当局决定采取“两条线”招募的策略:第一条线是在层层催促急令下,各区署区长、保长及警察分局局长等均亲赴各地动员、宣传和招募;第二条线则是由重庆市工人服务总队在各职业工会、行业公会内成立大队部,广泛动员招募工人;并委托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人组织—中国劳动协会,在报刊上和市内各重要地段,刊登和张贴招募广告及通知。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重庆三峡博物馆特约研究员、中国空战史专家唐学锋,为你揭秘高射炮部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当时作为防空主力的中国高射炮部队,居然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才刚刚组建的。
记者在《重庆防空司令部第一处1942年12月31日编制的表格》中发现,1938至1941年间,重庆的高射炮部队一共击落、击伤敌机100架……
重庆防空司令部,指挥各处的防空和救援事宜。受访者供图
在档案中,记者发现一叠《重庆市警察局为速将赴印输卒征交足额给各区署的命令》,当中记载:“1943年7月24日,军政部饬令重庆市政府,在1个月内征募青年壮丁足额,以凭转拨服役,毋得延误,否则,从严惩处,决不宽待……”在唐学锋的研究室里,记者看到了一张定格在战时重庆的黑白照片—一根3.7厘米口径的黑色炮管笔直地对准天空,战火硝烟中,几名士兵正在互相配合着“驾驭”这门高射炮……
《重庆防空志》统计显示,重庆防空司令部高射炮兵力配备各口径高射炮31门,兵力1748人。“如此"单薄"的兵力,要担当战场支援、重要城市的防空任务,显然如杯水车薪。”唐学锋感叹。
曾经担忧完不成任务
严厉的措辞折射出一个事实:当时招募任务的总数为4000人,由于服务之地是在遥远的印度战区,工作又很危险,所以当局曾经很担心完不成任务。
“功劳与火线上的战士一样重大”
在这支默默无闻的部队中,目前已无法考证有多少勇士为保卫重庆而英勇献身,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高射炮部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面对敌军狡猾的战术,他们又曾用哪些“秘密武器”与之抗衡?在日本“定点清除”蒋介石的计划中,他们又发挥了什么作用?
1936年,高炮第41团、第42团相继成立,并在中央军校、步兵学校等分别设置了1个高炮连。加上地方部队中广东方面的1个营,广西及南昌的两个大队,以上便是抗战初期我国地面防空力量的全部。
1943年,由于中缅、中印边界的交通主要依赖公路运输,而盟国又无更多运输兵投入到反攻缅甸的后勤服务中,为保障驻印军队的交通运输以及战斗中的军火补充,国民政府决定在国内招募运输工人赴印度战区服务。
这场漂亮仗让日军开始察觉到中国的高射炮部队不容小觑,由此,敌人针对高射炮的弱点,狡猾地改变了战术—夜晚偷袭。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到外国去开眼界,增长知识;为国家出力,与日本鬼子干一场……这几乎是当时绝大多数赴印运输工人最真诚的动机。
重庆的高射炮部队。受访者供图
民众热情为啥高涨?此时的中国空军正处于极度艰难时期,落后的俄式战斗机早已不是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对手,而美国的援助还未到位。中国空军几乎丧失了与日机空中作战的能力。
在战火与硝烟中,当局对重庆方面下达了招募4000名运输工人赴印度工作的艰巨任务。为何将招募“重任”交付重庆?招募情况如何?这些赴印工人后况如何?带着这些谜团,本报记者前往市档案馆,独家揭开这段已尘封了70余年历史的神秘“面纱”。
情况也的确如此。据《重庆市警察局呈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文》记录:“自三十二年(民国年份,即1943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二月四日止,各区先后征送合格入营输卒仅二四八O名。”
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截至1943年11月底,报名应征赴印运输工人已多达4万余人,比任务数几乎翻了10倍。“当时,身上有一个疤痕或一点疥疮就不能被录取。”唐润明说,最终合格者有4107名,超额完成规定任务。
1939年,日军将对重庆的空袭重点转向市区,开始实施所谓的“政略攻击”计划,企图以“无区别轰炸”来迫使中国人民屈服,而高射炮部队是日军大轰炸期间最早开展对敌作战的部队。
“从十月二日起,报上广告一印入工友们的眼帘,便有无穷的力量抓住每一个劳动英雄的心……”,“每天从早到晚中大街商业场的中国劳动协会门口挤满了人……”,“登记表一张一张从窗口飞进办公室……”,“两三天中,登记者即达五百余人……二十天的功夫,(登记表)便积了尺把高。”
助运输、补军火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日本间谍便多方刺探情报,打听蒋介石的住所、行踪。终于有一天,他们从即将离任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那里打听到蒋介石黄山官邸的具体位置,并得到蒋介石近期将在那里召开军事会议的消息。
为什么要征集赴印运输工人?翻开档案中的《重庆市警察局呈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文》,记者看到—
当时,一位南岸广益中学的毕业生在回答“为什么来应征”时,曾对新华日报的记者说:“青年人总有一个进取的理想,希望到印度后,能够增加一些教科书所没有的见闻。对于抗战工作,不能光说空话,哪怕做运输队也好,总是为国家出一些力。”
“从1939年至1942年,布防于重庆的高射炮阵地共建有18处。”唐学锋介绍道,马鞍山、海棠溪、磁器口、袁家岗等阵地先后被炸毁,目前保存下来的阵地还有石马河、鸿恩寺、大渡口、佛图关等10处。
同年5月,日军海军航空兵出动45架飞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中国空军与高射炮部队上演了一场最完美的“配合战”—中国防空部队向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飞机发起猛烈攻击,空军在高射炮的配合下如虎添翼,双重夹击,炮火将敌军飞机层层围困,当场击落敌机两架,折返的敌机无一完好,其中有27架因损伤过重无法恢复战力。
唐学锋曾寻觅到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团长远滕三郎的回忆录,其中在提到一次与中国高射炮部队交锋的战斗时,远滕三郎这样写道:“地面高射炮火猛烈而准确,我军机身附近炮弹炸响卷起暴风,几次把飞行员从座椅上颠了起来,因为不是低空的精确轰炸,从高空投弹很难命中目标,令蒋介石死里逃生……”
本报记者 杨晨
记者在一份1943年12月10日的《新华日报》上找到了答案—
日军对这一情报极为重视,驻守在武汉的远滕三郎决定亲自出马,专门针对蒋介石黄山官邸制定了“包围轰炸”战术,率领轰炸机群执行这次“空中斩首”任务。1941年8月30日11点,远滕三郎搭乘飞机从汉口出发,到沙洋镇(位于宜昌东面)后,潜伏在200米高度的低空云层中向重庆黄山方向飞行。
为什么实际完成情况会与最初的预计形成如此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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