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刘志刚从武汉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北京“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刘志刚回忆。

①“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

2009年下半年，当公司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被派往三门峡市某项目工作，刘志刚一口答应。他对记者说：“这几年的经历早就说明，机会不仅存在于大城市，只要能发挥所长，年轻人应该哪里都能去。”

许召元认为，一方面，年轻人要正视这种“挤出”效应的存在，认识到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要坚持留在大城市发展，必须对竞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有必要的心理准备，同时要抓住一切机会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自我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也要在加强城市包容性上多做文章，既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创造发展环境，也要为低学历、低技能的年轻人提供生存条件，毕竟城市发展需要多样化人才。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求职者应正视一线城市的“挤出”效应

人民日报7月29日报道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理性、多元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价值实现

事实上，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苗新庆干得就不顺利，总也完不成任务。连拿了三个月底薪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主动辞职又找了份工作。“后来就是频繁跳槽，我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做销售这类对个人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工作，但做管理，如果和老板没有很深的交情，也很难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工作10年，苗新庆的工资最高曾到5000元左右，且不太稳定，而此时深圳的房价已涨到上万元，已结婚生子的他租住在城市边上的旧房里，为不断上涨的房租和孩子的奶粉钱发愁。“我发现自己能力其实很平庸，在深圳很可能一直干不出来，年纪再大说不定连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上。”

②“机会不仅在大城市”

谢正军绘（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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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彩琼细细分析了她“弃”北京“投”武汉的原因：

“我是真的‘逃离’，实在干不下去了，只有‘逃’。”苗新庆10年前大学毕业时曾有两个选择：到内蒙古某县级市民政局当公务员，月薪700元；到深圳一家家具企业做销售，起薪1600元。“当时就觉得700元实在太少，如果能有1000元都会老老实实地做公务员。”而那时，深圳在苗新庆脑海里，是一个到处有机会的地方。

7月6日，中国矿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陈嘉陵登上了前往包头的火车，准备到当地一家合资煤矿企业报到上岗。这并不是小陈唯一的就业机会，三个月前他还接到过北京某研究机构的“录取通知书”，但经过反复对比，bt网页游戏sf，小陈最后还是放弃了北京，选择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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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的苗新庆，在深圳奋斗10年后，带着妻女回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选择包头，是因为待遇高，发展潜力大。”陈嘉陵告诉记者。北京研究机构工资低，虽然代交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三险一金”，但不给编制、也不能解决北京户口。而包头公司在试用期的工资就能达到5000元，“三险一金”全上，落不落户由自己定。“最关键的是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作为应用类学科的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让我觉得更能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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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远一点，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吴彩琼打听过，非户籍人口想上个不错的幼儿园或小学，往往要交3万元以上的赞助费。

③“干不下去只有‘逃’”

任远表示，“挤出”效应不仅反映社会竞争激烈，也说明一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比如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吸引人才；再如从更大层面上实现智力资源的畅通流动和循环。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为例，可以跨区域研究中心等方式，使一线城市上海的人才能方便地在其他城市工作，也能随时使苏州等城市的人才到上海来工作，让各类各层面的人才随时随地发挥最大价值。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机会增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许召元认为，一些人被迫“逃离北上广”，实际上是受城市的“挤出”效应影响。

今年27岁的刘志刚，大学毕业7年，已有着在北京、东莞、武汉、三门峡多地从业的经历。

在广东东莞一家地产公司短暂过渡后，2009年刘志刚在武汉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很多，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北京差。”

今年4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近半数城镇居民将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首选。“在一段时期内，一线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产资料、社会资源，拥有绝对的发展优势，由此带来人才‘集聚效应’。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加剧，‘挤出’现象也就在所难免。”许召元说。

今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彩琼到武汉买了一套房。眼下，小吴已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只等下半年丈夫的工作合约到期，便举家“转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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