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并不需要妄自菲薄。李强提到，曾有外资企业到上海多个区的服务窗口咨询同一件事，结果得到的答复是完全一致的，说明上海办事程序规范、政策公开度高。“这很重要！”他表示，这样的传统“长板”，理应被珍惜，并继续拉长。

比如，在市场准入、施工许可等企业反映强烈的环节，政府的审批事项及流程就被要求大幅压缩；李强和应勇还明确强调，区级层面目前保留的大量行政许可事项，应当全部取消，市一级的也应当尽量取消，“要保留的，必须把道理讲清楚”。

相比之下，上海营商环境尽管总体水准较高，但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商务成本较高的软肋也日益凸显。从改革入手如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变态网页游戏私服，显得日益迫切。

原标题：【李强一周】“超规格会议”的信号

“上海一定要做到数据共享，”李强直言，“我们不缺技术，不缺思路，现在缺的就是下决心整合。”

同时，上海亟需补齐短板，尤其是通过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刀刃向内的政府改革，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国内情况也相似。李强多次举深圳为例说，这座城市至今还在强调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改革动力不减；其他一些省市，亦在不遗余力地简政放权，竞相优化营商环境。

李强要求上海的干部们，政府一定要当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善于监管、乐于服务、该放权放权，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有好的环境，项目自然会来；环境不好，企业来了也要跑掉。”

媒体在报道这场大会时，用了“上海优化营商环境放大招”的标题。会上通报了新出炉的全市行动方案，李强作了讲话，市长应勇作了部署。相关的“大招”涵盖了政府面向市场需求、强化自身改革的多个方面，力度可谓空前。

这也是召开“超规格”会议的初衷——从营商环境入手，既是要解决上海的突出瓶颈，亦是为“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找一个直观的切口。

近期一些自媒体发文探讨上海的活力问题，意见不无尖锐，不少就直指企业营商成本过高、自主空间不足。“这至少体现了人们对上海的关心和期盼，”李强说，“上海就是要对标最好，兄弟省市只要是做到最好的，一样对标。”

这也意味着，政府部门需要在破除现有瓶颈基础上，着眼于更高层次的协同创新。李强特别强调，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是全市所有部门的事”，各单位需要主动跨前，“不能满足于底线要求，不能等着别人来沟通”。

李强笑称这是一个“超规格会议”：市委书记、副书记和四套班子多位成员悉数出席，而原先限于党政系统的出席范围，亦有所扩大——上海展览中心3楼的会场里，坐进了多位央企和沪上国企、外企、民企及行业协会负责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李强在上海接连开了多个会。12月22日，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召开的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大会，尤显特别。

对政府而言，改革难免伤筋动骨。但在李强看来，上海的营商环境非得有一种“革命性的再造”。

前一天，他在上海展览中心2楼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专门要求与会者“看远一点”，想一想“10年、20年后，上海拿什么参与全球竞争？”

政府部门纵向、横向的数据共享，就被特别提及，视作检验协同的试金石。

12月1日，李强刚就营商环境作过一次调研，开了一场政府、企业、商会、窗口服务单位等多方参加的座谈会。不到一个月再开全市层面推进大会，可见对这一问题的特殊重视。

对政府而言，这样的改革难免伤筋动骨。但在李强看来，上海的营商环境非得有一种“革命性的再造”。

此外，上海还要以效率、创新等特色品牌立身，使营商环境上“特色更特，优势更优，形成强大的引力场”。

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上海亟待构筑新优势、培育新的增长点。而要构筑“功能优势、先发优势、品牌优势、人才优势”等四大战略优势，最重要的基础和突破口，都是一个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优质营商环境。

李强特地提及美国减税等西方案例表示，尽管其效应尚无定论，但至少有一个信号，“西方国家着重输出的，不只是技术和产品，更是规则、标准、法律等制度”，而国与国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制度环境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