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是我的第六部二胡协奏曲。早在1987年，我就用十二音序列和数列结构的作曲技法创作了《第一二胡协奏曲》。1989年，这个作品获得了美国国际新音乐作曲比赛的第三名（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是室内乐作品）。

　　严格地讲这部协奏曲也是多重协奏曲。第一乐章是二胡与大提琴的协奏，第二乐章是二胡与中提琴的协奏，第三乐章是二胡与小提琴的协奏。在三个乐章里，三件西洋弦乐器与二胡，有时如漆似胶，有时貌合心离，有时各显其能，有时争抢风头。他们一起引领听者翱翔在音乐音响的空间，游历传奇般的童话世界。

　　第二乐章——与今天（现代）对话，我选择了一个来自于现今社会很流行的歌曲《小苹果》的动机主题贯穿全曲。虽然我不太喜欢这首歌曲，BT网页游戏私服，但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东西一定是有道理的。在这个只有四个音符的主题固定音型中，展开了“我”与当今社会的对话。旋律中大量减五度音程和增四度和声的出现，并没有给人们不安的情绪，反而使音乐产生了别致奇妙的音响。四个标有时代鲜明印记的核心音符，被拉长、变奏、变形，甚至面目全非。在这一乐章中，灵动欢畅的舞蹈、梦幻奇异的畅想、激情奔放的热流把人们带入一个个熟悉的空间。

　　第一乐章——与昨天（历史）对话。在我的想象中对话的对象是玄奘和马可波罗。一位是从中国走出去取经的中国人，一位是到中国取经（通商）的西方人。这样的对话，乐境相对比较传统，一种中国丝绸之路的情景，一幅远古大漠的图画。其中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天大地、大离大和的戏剧性使得音乐充满张力。古曲《春江花月夜》的主题，在经过诸多的变奏、切割、分解后，终于出现在暴风狂沙和人为灾难的尽头，营造出盛事中华的壮丽景象。

　　因此我在想，以前用不同的技法技术创作了五部二胡协奏曲，虽然都取得了成功，但是这次一定要另辟蹊径，否则写得再多没有任何意义。创作之前我就确定了这部作品不拘泥一种风格和技法，不拘泥某种结构和曲式，它一定是杂交、跨界、充满新颖音响（乐境）的作品。所以，二胡协奏曲《对话》的乐境很丰富，三个乐章有三种乐境。

　　第三乐章——与明天（未来）对话，应该说是难度最大的。对话的对方是谁？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可预知。但是“我”必须穿越到未来去与我们的后代们对话。在一番苦思冥想和实验探寻后，我终于找到了属于第三乐章的乐境——数列结构、爵士乐和摇滚乐。数列结构就是用数理的方式排列音高和节奏，使得音乐打破传统的理念，产生特异的音响。爵士乐和摇滚乐是流行音乐范畴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它的随意性、即兴性、娱乐性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和观念。因此，我选择了用爵士乐和摇滚乐的风格创作第三乐章。我想这种风格在二胡作品中的出现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用《太阳出来喜洋洋》和贝多芬的《欢乐颂》作为第三乐章两个相互对比的主题，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太阳出来喜洋洋》是出自重庆地区的一首闻名天下的民歌，《欢乐颂》从来都是高大上的世界经典。怎样使这两首毫不相干的、反差巨大的主题融会贯通呢？这既有难度又很有挑战性。我有意把它们都变成一粒音乐的种子，让它们在音乐的展开中慢慢地长大，当它们长成大树时，音乐进入了最高潮，这时两个主题才完整地呈现，好像谜底才揭开，人们才恍然大悟。也恰好像是两条从山上流淌下来的小溪，经过千回百转它们终于汇入江河。两个主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整个第三乐章，犹如万花筒，光怪陆离的色彩、变幻无常的节奏令人目不暇接，躁动不安；二胡与独奏小提琴炫音魔乐的竞技和第一次出现在二胡协奏曲中的爵士鼓那动人心弦的击打，使音乐进入一个热血喷张的欢乐海洋。

　　音乐的最后，四件独奏乐器、四种音色、四个主题在四个不同音域重合（再现），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而殊途同归，亲切、温暖的吐露各自的心声，跨越时空的问候、祝福。这时，很多节拍器用每分钟60次的频率，在乐团的不同方位摇摆起来，那有节律的声响仿佛是宇宙的节奏，大地的心跳，告诉人们：历史、现代和未来，是由时间的节拍连接起来的。天老地荒、斗转星移，唯有时间是不曾改变的。这场时空的对话永远没有休止，随着时间的流淌，它们一直在诉说。

　　《对话》是我酝酿多年的作品，在我心里我一直与几个或更多的人或物在进行音乐语言的对话。可是总也不成熟而难以落笔。终有一天，重庆歌剧院院长、二胡演奏家刘光宇邀请我写一部二胡协奏曲，我就想到了《对话》这个题材，我们一拍即合。经过几次的讨论，还是刘光宇使我茅塞顿开，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构思。

　　我习惯在写一部作品前确定这部作品的艺术方向，即这部作品的音乐语境。文学作品的语境，是由作家的生活环境、人文修养、作品内容等要素决定的。音乐作品也有乐境。这是作曲家在作品中的音乐语言，它包括旋律的走向、和声的结构、复调的思维、配器的效果等诸多要素的集合。所有大师级的作曲家都有其鲜明的乐境，以至于我们一听几小节就能确定是哪位作曲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