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干是少不了的。每天早晨，刘子义都带上玉米面馍、背上水壶，再扛上5米长的麻花钻出发。取土样，取水样，观测地下水位，观察盐碱变化，一天步行几十里，走遍了农二师22团130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种选择，有的是顺势而为，有的是逆流而动，多年以后，大浪淘沙，这些根基深埋的人们在历史中沉淀下来，慢慢停驻在人民心间。

　　梁军因受到前苏联电影《巾帼英雄》的影响，早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像电影中女主人公一样开上拖拉机。1948年，黑龙江省办了拖拉机培训班，梁军马上报了名，超变态网页游戏，从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同10万名专业官兵一起参加了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尽管当时住草棚，喝河沟水，但只要开垦出的土地能种出粮食，梁军就高兴。

　　1957年反右运动余威尚存，很多同学被打成“右派”。在毕业分配问题上，大家都相当谨慎。像李宏才这样积极策动改变分配方案的是凤毛麟角。不久，李宏才接到陈昭涵的回信：“你的想法挺好，但现在国家人才缺乏，既然组织上考虑你留校工作，我看你还是服从分配为好。”

　　不可否认，这是一条离信念更近的路径。不可否认，这是一些在任何时代、任何价值观主导之下，都值得尊重和致以敬意的人。

　　这是为“就业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大讨论专门准备的一篇报道。在这次讨论中，我们最深的感受就是参与者的意见纷繁庞杂，各色观念多样多元。也许，每一种选择都值得尊重，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毕竟每条道路各有各的风景，每一个生命各有各的重量。

　　40年后回首往事，刘子义说，当初他之所以主动要求到新疆去，一是受大环境的影响，二是看中了新疆广袤无边的盐碱地。

　　【大时代】

　　多年以后，李宏才回到家乡安徽蚌埠后曾到皖北农学院讲课，他慷慨放言：“我把青春献给了新疆，献给了基层，我心安理得。如果你们可以到新疆、到基层待10年，我鼓励你们去，你们在那里的经历，会远比出国要精彩。”

　　梁军的同班同学有40多人。当时由于大学毕业生数量很少，一般分配到省里就被留住了。

　　王琳清前天还接到老同学俞炳骧的电话。俞被分配到新疆伊犁干了一辈子，被当地人称为“伊犁的蔡旭”（蔡旭，我国小麦育种的开拓者———记者注）。俞向王琳清求助，看看王有没有办法帮着研究防治新疆冬小麦的“雪腐病”。

　　刘子义 1963届农田水利专业

　　在他毕业的前一年，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已经被提了出来。那一年，周总理在大会堂亲自作报告、接见了在京高校的毕业生，号召大家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刘子义的家庭出身是地主，留北京的机会几乎为零。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刚刚成立不久，正是“蜜月宣传”的时候，一首《边疆处处赛江南》，不知道鼓动了多少年轻人的热血和想像。就刘子义个人而言，“学农嘛有舞台才能施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无疑是个好地方。”

　　2005年9月13日，74岁的王琳清小心地展开一张发黄的报纸，1950年8月27日的《光明日报》上，华北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新生的名字刊登了整整一个版。“这就是我！”老人指着第三排北京农业大学录取榜让记者看。那一届农大总共招了106人，包括王后来的丈夫丁寿康。

　　百年世事更迭，大潮起落，由于学科特点和学校特色，无论是哪个时期，都有一批批农大毕业生，走上了这条通往“最深沉的欢乐”的基层之路，坚韧植根于中华大地，筚路蓝缕，勇往直前。

　　毕业服从国家统一分配。首届大学生们境界很高，自觉提出口号：“到祖国最困难的地方去”。同学中很多被分配到基层研究所或农场，王琳清说，“我们下去时带着对工农的感情”，一辈子无怨无悔。

　　王琳清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校联考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我们是与共和国发展同步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能上天，能入地。”老人说起那一辈人很是自豪，他们中很多都去基层生活过。

　　1968年毛泽东“12·22”指示发表以后，上山下乡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丁寿康也未能例外———去了大寨下面的一个镇。他帮助农民建立实验田，推广新的优良品种和育苗技术，让原来单产只有300斤的地长出了1000斤粮食。但由于“左”的影响，他和同事没有更大的可发挥的空间。

　　【再回首】

　　到基层待10年，在那里的经历，远比出国要精彩

　　3年后，张洪成被分配回天津市宁河县农业局。当时农业部愿意要这届毕业生，但北京、上海、天津生源，因有代培性质，必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照片上人民币是多大的荣誉

　　李宏才 1961届农业机械化专业

　　这种盛载了一方百姓的感念的石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里，还有好几块：来自河北大名的“治沙改土”功德碑，河北沧州吴桥和东光两县百姓送的“沧州铁狮”……

　　1961年夏天，外交部部长陈毅在人民大会堂给首都高校61届毕业生讲话，提出大学培养的人才不适宜做行政工作，这些工作应该交给党校、团校的毕业生。李宏才马上给陈毅写信，说了一次真话：“母校留校工作的108位毕业生都做教辅和行政工作，不合适”，表示想“下基层”。

　　退休赋闲的刘子义和普通老爷子的生活无二，但说起“盐碱地”就会陡然精神起来。他说，在基层40年，苦则苦矣，但“不是根植盐碱地，就不可能有工作上的这些成果和收获”。

　　1963年7月，学农田水利的山西人刘子义把人生的下一站定在了祖国的最西边，新疆。

　　同学脱宝珍被分配到河北省康保县坝上机械化林场机务队，在山沟里过了10年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的日子。这一届的23个班600多名毕业生，“下基层”的比例占了学生总数的一半。

　　部分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必须回基层

　　【大时代】

　　【大时代】

　　【再回首】

　　这封信终于改变了他的命运。1962年8月，李宏才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运处，从事他热爱的农业机械专业工作。这一待就是20年。

　　一首《边疆处处赛江南》，不知道鼓动了多少年轻人的热血和想像

　　我在农技岗位上也不是光有奉献，回报还是有的

　　农大一位普通毕业生说，土地的丰收、农民的喜悦，是他所能感受到的“最深沉的欢乐”。

　　新疆比刘子义想像的更远，条件也更艰苦。和他一同去的几个同学见状，纷纷要求留在乌鲁木齐。刘子义不挑远近，只要求专业须对口。于是，他被分配到焉耆水利土壤改良试验站，在农二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