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4年开始的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和考古专题调查，可以说是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全面展开的转折点，也是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进入黄金时代的转折点。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成果之丰硕都是空前的。在此期间，陕西省文物局派遣的援藏考古专业队伍承担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张建林说，1984年——1992年陕西省先后向西藏派遣了三批援藏队伍。第一批援藏文物普查队由7人组成，张仲立、张建林、何周德、王望生、仵君魁、康乐、袁长江，其中前5人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陕西援藏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与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及地区的业务干部索朗旺堆、更堆、旦扎、小旺堆、強巴次仁等共同组成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连续工作2年余，先后完成乃东县、琼结县、扎囊县、拉萨市等四市县的文物普查。1992年文物普查结束以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陆续承担了一些配合文物保护项目的考古调查和发掘；2003年，派遣4人参加青藏铁路西藏段的考古调查任务；2004年，张建林主持了阿里地区文物补查工作；2005年～2007年，承担萨迦北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任务；2007年9月，赴藏参加“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西藏自治区普查的试点工作；2012年8月，前往洛扎县吉堆吐蕃墓地调查；2013年7至8月前往阿里地区开展项目援藏工作，这次的调研发现入围2013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30年来，陕西省文物系统特别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多次应邀赴西藏，与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共同进行文物普查、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形成了一支能够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业务队伍。时至今日，这支队伍仍然活跃在西藏文物考古的第一线。

田有前说，“经书墙”是指大经堂西墙内的经书架，里面珍藏着两万八千多部经书。这些经书大多由金汁、银汁、朱砂或墨汁精工书写而成，一小部分经书是由红珊瑚汁做底，用高僧大德的骨骸磨成墨汁或配以金汁写成。大经架上，一部叫作《甲龙马》的经书，虽只有十二夹，却需八个人才能抬起，着实令人称奇。“瓷器墙”中收藏着大量元、明、清历代皇帝赐给萨迦派的珍贵瓷器礼品。其中也有少量宋瓷，“高足五彩鸳鸯碗”是现存的孤品，它们证明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佛像墙”除了主殿内供奉的不可移动的七尊大佛像外，还在普巴殿内西墙上摆放着5000余尊佛像，在银塔殿、卓玛殿、长寿殿等各大小殿内供奉着数千尊佛像，其中大部分年代久远，有金银及鎏金的，还有“大明永乐年施”款识的铜佛像数十尊。“壁画墙”囊括的是萨迦寺各殿内墙上的壁画和360余幅唐卡。它们内容丰富、色彩鲜艳、形象生动，既有神秘的宗教故事，也有萨迦血统、法统传承及历代高僧大德的画像。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曾经令马可·波罗心驰神往；元朝将一个个西藏高僧先后尊为帝师，更令人惊奇不已。这些700多年前走下雪域高原、以寺为家的帝师们的“家”——萨迦寺，其当年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萨迦地名的起源颇具传奇色彩。相传公元1073年的一天，吐蕃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贡却杰布与众弟子去山上散步，从山顶上远眺，看见温波山形同一头卧着的大象，山腰右侧的土地，色白油润，山下河水右漩，许多吉祥的征兆齐集于此。于是心想：若在此建一寺院，必能对佛法和众生大有利益。遂请求该地之主人觉卧顿那巴售之，获得同意。为了后代不生口舌，便以一匹白骡马、一串珍珠和一套女装购得此地，并在此为吉祥萨迦寺奠基，修建了一座拉章。这便是萨迦北寺最早的建筑。因温波山为灰白色土，藏语称“灰白土”为“萨迦”，于是“萨迦”就成了该地的地名和寺名，从而演化出藏传佛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教派——萨迦派。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将萨迦寺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共同列为西藏三大文物保护工程，进行了大规模的古建筑维修和综合治理。为了配合萨迦寺文物保护方案的制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受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委托，2005年7月开始对萨迦寺进行首次考古调查和发掘，从而为后世了解元朝帝师们的“家”提供了机缘，并且再次揭开一个教派与一个帝国之间的部分神秘面纱。

“我第一次去西藏是在2005年的7月。前一天还在学校办理离校手续，而第二天却已经踏上了去往西藏的土地。那时，刚刚脱离了学校生活的束缚，心情明朗而快乐，看到拉萨的一切都感到充满了新鲜。晚上的聚会没敢喝酒，活动量也尽量的有所控制，第二天，我们便赶往日喀则。”7月3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有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当天晚上，他们住在日喀则地区海拔4500米的谢通门县，而拉萨的海拔只有3700米，借宿的地方是西藏博物馆夏格旺堆的大哥家，房间的一切透露出浓郁的藏式风格，主人不停地添茶、敬酒，热情好客。也许是兴奋，也许是无知者无畏，田有前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不适。第三天即赶到了久负盛名的萨迦县，那儿因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祖寺萨迦寺而名扬中外。

萨迦南寺是八思巴委托萨迦本钦释迦桑布于1268年开始兴建的。八思巴法名洛珠坚赞，为“萨迦五祖”中的第五人，而萨迦寺正是西藏正式并入元朝版图的历史见证。适值风雨飘摇之时，不满10岁的八思巴跟随伯父萨迦寺法王萨班于1247年与元太宗时阔端王举行了“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议”，议定西藏归顺蒙古汗国（元朝）的条件。萨班去世后，八思巴于1260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任命其为所有僧众之统领”，1270年又因创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被升号为大元帝师。自此，萨迦派10多位代法王皆充任元朝帝师，由此形成了一种帝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