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朱棣“搞得比较好”
酷爱历史的毛泽东通读过“二十四史”，对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体悟。其中《明史》是毛泽东圈点最多、体悟最深的史书之一。 此外他还广泛涉猎过与明朝有关的大量史料及各种野史趣闻、笔记小说。丰富的知识储备，使他在评点明史时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这些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评论，不少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超变态网页游戏大全，补前人之所未逮，展示了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不同寻常的历史洞察力和艺术鉴赏水平。
朱元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晚年以猛治国，用严刑峻法惩治贪污，澄清吏治，结果倒使人人自危。毛泽东并不是认为朱元璋没有过错，只是认为对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信中对吴晗苦心为朱元璋立传称道有加，但又指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吴晗在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在毛泽东眼中，唯物史观亦可称作“奴隶史观”，认为是底层人民在创造历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的首领，亦当作如是观。而吴晗的《朱元璋传》却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显然没有贯彻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迁都北京，并屡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员之广超越汉唐，受朝命而入贡者几达三十国，可谓武功赫赫，威震殊俗。特别是他迁都北京更是明智之举，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业，其雄武之略不减其父，所以毛泽东称赞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较好”，同属于有作为的皇帝。
对朱元璋研究得比较仔细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这段话可视为毛泽东对明史的整体印象和基本评价。
毛泽东在读清人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时，仔细揣摩了朱棣造反夺取皇位的过程，并多有评论。朱棣在与南京对峙的过程中出生入死，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特别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沟河战役（战场在今河北雄县），朱棣将李景隆等率领的勤王之师打得大败。但在随后的东昌战役中，朱棣骄傲轻敌，结果被盛庸等击败，被擒斩万余人。当时朱棣身处重围，奋力死战才得以逃脱。毛泽东在对比了两次战役之后评论道：“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这就是说，朱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注定会有闪失。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军事将领不要“犯大胜之后骄傲的错误”，想必是从中得到过启发。
朱棣后来重整旗鼓，千里奔袭，竟然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营，许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为所动，口口声声要捉拿“奸臣”，显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毛泽东读至此写道：“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将矛盾尖锐化，以遂其夺取天下之志。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实际上是孤军深入，带有相当的冒险性。
毛泽东对朱元璋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对如何评价这位历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见。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
明成祖朱棣系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因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死后即由长孙朱允火文继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火文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的建议而削藩，以免重蹈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覆辙。在此背景下，燕王朱棣身处危殆，于是以“靖难”、“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在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南京，随后即皇帝位，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所谓奸臣，并灭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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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大字不识一个，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多谋而又善断。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指挥的诸多战事，在新的思维制高点上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是一个落魄的和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乘时而起，后来居上，逐步歼灭群雄，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他通过对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两手并用。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并再次呈送毛泽东以博指教。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