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德广的研究指出,“图文互证”的基本内核,是“实物与文献相结合进行比较的、综合的研究”。“文”指一切文字资料,传统经史子集四部皆可网罗在内。“图”,从狭义上讲,指器物上的图像,例如陶瓷纹饰、汉石画像、敦煌壁画等;从广义上讲,指摹绘的一切实物的图像,实际上就是指一切实物资料,器物图像只是其中一部分。

1949年8月,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的沈从文,人事关系转入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主要负责登记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和抄写文物卡片。

在文物鉴定方面,书中也有多处以服装为线索对绘画时代提出质疑的实例。例如,作者认为东晋顾恺之名作《洛神赋图》所描绘的侍臣笼冠实创始于北魏迁都洛阳后,画作年代应晚于顾氏;传世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或为宋人据《贵妃纳凉图》增饰而成。

讲解,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是他很喜欢这样做。在一封信里面,他还向当时的记者分享了自己和“村里的小教员、美术学校的学生、老大娘、解放军等人做讲解的快乐”。

那老先生回答,他是沈从文。王(予予)大吃一惊。

图文互证,把文物和文献同等看待

传统考古学研究的重点放在甲骨文、金文、竹简等铭文典册上。沈从文独辟蹊径,开创了众多杂文物——诸如墓俑、雕塑、壁画、家具、灯具、马具、扇子、镜子、服饰、丝绸、地毯——研究领域。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撰写了《织金锦》《谈刺绣》《中国古代陶器》《战国漆器》、《玉的应用》、《明代的灯市和灯》《马和马具的应用及发展》《扇子应用进展》《塔户剪纸花样》《龙凤艺术》《鱼的艺术》等等高质量的学术论著,以及大批未发表或未完成的稿件(毕德广《沈从文文物研究的成就和意义》)。

关于实物资料的范围,沈从文有一个明确界定,即“文字以外从地下挖出的,或纸上、绢上、墙壁上,画的、刻的、印的,以及在目下还有人手中使用着的东东西西”。

其中,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其文物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至今仍是古代服饰研究的权威著作。

需要提及的是,《研究》插图是在沈从文先生指导下,很多青年共同参与摹绘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边绘边学,后来成为服饰织绣研究领域的专家。

对照古代服饰,翻阅了成百上千文献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午饭。

■沈从文著作

沈从文转入文物研究时,正值我国文物大量出土时期。然而,杂文物的史料价值并未得到史学家的足够重视。这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宝藏已经为人们打开,人们面对成千上万的奇珍异宝却不知道珍惜和利用。沈从文是新中国较早投入文物研究的专家,在杂文物研究和利用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王(予予),这位志愿军军人,后来成为沈从文最重要的助手,也是他的服饰研究事业的学术继承人。

在《章服之实》里面,王(予予)口述了这段令人感慨的往事。他说:

和“了无生趣”的文物打交道,在当时的旁人看来,是一份枯燥的苦活儿,但是沈从文却保持高涨的兴趣。单单是“写标签”这么一个看似乏味的工作,他都能比别人多一份心机:对每件文物的外貌特征、风尚习俗、纹饰特色、笔调风格都看得细致入微,而且边看边写边想。

“这些年,我对照古代服饰,翻阅了成百上千本文献书籍,光卡片就记了几十个抽屉,终于把历朝历代服饰的材料、式样、纹饰搞清楚了,而且触类旁通,对青铜、玉器、竹简、漆器、陶器、纸张、绘画也渐渐驾轻就熟。比如说铜镜吧,我摸过几千面铜镜,对照书籍资料,对历代铜镜纹饰如数家珍,什么海马葡萄镜、十二辰镜、尚方御镜、四山镜……你可以在背后递给我,我不用看,只用手摸,便可把型制、朝代说得一清二楚,因为我已经烂熟于心了。”

■王(予予)与沈从文在午门展览相识,后来成为他晚年工作的重要助手。

“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

■清,皇后常服袍,边缘镶粉红花边。
■1959年,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做演说员。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插图,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