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在工业、商业领域里工作的人，他们或许做着有意思的工作，或许赚到大钱，或许极大地造福社会，但直至这些人放弃进军学术界前，他们已经为获得博士学位花费四到六年时间，为博士后花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些渐渐步入中年的人们，曾领着微薄的研究津贴，bt网页游戏，度过他们整个青年时期。
在学术界，终身教职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它是一个有保障且具声誉的职位，能够指挥实验室进行最前沿研究，且还有一群打下手的科研人员。然而，虽然许多科学或工程博士对此甚为渴望，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后能够跻身学术界，做和其专业相关的工作。
未来研究所是一个新成立的支持年轻科学家的团体，盖瑞·麦克道尔博士是该团体的执行主任。他表示：“教授招收博士后的动因在于，让那些跟随他的博士后尽可能多地完成科研任务，以使他本人获得研究经费。我曾经听一个博士后说，有一个教员对他说 现在不是你进行独立研究的时机，你现在要做的只是帮助你的导师走上学术巅峰。 后来这位博士后说， 不过是廉价劳动力 ，但年轻的科研人员为到达这样的位置仍要经历一番竞争。”盖瑞·麦克道尔博士在拥有现在的位置前曾做过两次博士后研究，“人们拼命去工作，拼命在学术圈获得一席之地。”
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署名为 Gina Kolata的一篇研究文章，介绍了科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界这些年轻学者的不易生活，拿着名校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为教授们打工，只为有朝一日也能人上人——拿到终身教职，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会被淘汰出去。
许多人又花上数年读博士后，将其作为“观望时期”。博士后是临时职位，主要为教授工作，从教授的研究经费中支取工资。2016年一个生物医学博士后大约能够支取4万美金，而这个数字从1998年至今没有变动过。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理查·拉森博士说：“在麻省理工（比如工程学院），每次开放一个助教职位，就会收到400份申请，这些申请人中很大一部分都十分优秀。”
人们一次次被告知学术界需要更多的科研人员，但当提及一些理想的研究职位时，比如进行许多有意思研究的终身教授职位时，又出现了一些热门领域博士过剩的情况，生物医药学专业就是如此，他们中只有不足六分之一的人毕业后才有机会加入教授队伍。
每年就业市场都愈加拥挤，而美国联邦政府为资助研究进行的拨款却常年不变。美国医学院学会首席科学官亚历山大·奥玛亚说：“这情况很常见，就业机会毕竟有限。”
“青椒”（青年教师的网络用语）生存不易，这真不是中国特色的。全世界的青椒们都为了有限的大学科研教职，苦苦煎熬和等待，人到中年依然是博士后的人有一大把。在这条人生的窄路上，为什么这些那么聪明、勤奋、有才华的年轻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把生命和时间孤注一掷等待一个大学研究机构的终身教职呢？

即使竞争激烈，仍不乏欲挤进其门的拼搏者，他们往往投入许多年读书时间以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如同收入菲薄的步兵在供养得起他们的制度里讨生活。
2000年，有32%的人成功申请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经费，但现在只有18%的人能够申请成功。而这些申请成功的幸运儿平均年龄也稳步增长，1980年是35岁，而现在则是42岁，这意味着在生物医学领域见习到中年是十分正常的。现在的趋势是，经费往往授予那些以往申请成功的研究人员，所以要打破这一格局变得愈加困难。
可以使用人口统计学中用来解释人口如何增长的R0预测模型来看上述问题。在人口统计学的预测中，如果成年女性平均只生育一个女孩时，R0为1，那么人口规模不变。但如果R0极大地超过1，那么人口将迎来爆炸式增长。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医学部门主任凯·伦德说，对于那些将科学作为事业追求的学生的导师来说，最好的事是当他们还是本科生时坐下来深入和他们谈一谈。伦德博士说：“大多数时间，人们并未深入考虑过为什么要选择此路。他们只是说，我喜爱科学，我擅长它，我要读博。”

为什么这些聪明人还作如此选择？博士后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他们自己的研究经费，但申请成功率愈来愈低。

这个问题需要区分：生物（博士多过具有学术职务的人士）；化学（同样如此）；计算机科学（具有学术职务的不多，但行业要求很高，以至公司需要引进人才）；还取决于拥有怎样的学位——本科，硕士，博士。对于那些新进博士，此路的艰辛才刚刚向他们展开。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创立过一项为新兴研究人员提供的研究资助，但也只有20%的申请者能够获得。许多新兴研究人员要在博士后上花五年或更久的时间，那对于基础研究的益处并不大。
不是还有一些公司还在引进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的专业人士吗？难道不需要更多具备良好学术训练的科研人员吗？这些人的研究能带来新知识、新产品或者疾病的新疗法。
与此同时，终身教授的数量正在减少。一些大学，像麻省理工之类正在抵制这种趋势；麻省理工30年间终身教授的数量稳定在1000人。但往后随着教员的退休以及更多的人参与竞职，竞争只会更加激烈。而如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莫尔豪斯医学院就不再提供终身教职。
艾曼纽·夏庞蒂埃
博士后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他们自己的研究经费，但申请成功率愈来愈低。
生物医学专业路途愈来愈难。从1993年到2013年以来该专业的博士生增长了83％，从10万增至19万余人。虽然大多数人找到了工作，但只有一半的人跻身学术界，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获得终身教职，而对于这些幸运的大多数来说，这便是学术训练的目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外研究副主任麦克·劳尔博士说：“过去获得生物学博士的大多数人都会进入学术界，现在，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人了。”
现在，又一批硕士生取得攻读科学博士的资格，研究者担心将来这些专注的学生，他们被训练得太过“学术”，以至于认为从事学术以外的事情都是一种对于失败的承认。
对于“青椒”们而言，除了大学，难道真的没有其他人生之路了吗？

（原标题：人到中年还是博士后，“青椒”生存艰难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艾曼纽·夏庞蒂埃在2015年凭借其在基因编辑方面的重大发现，而成为德国马普学会传染生物学研究所主任。然而，即使是如艾曼纽·夏庞蒂埃这样的杰出科研学者，在去年拿到该职位前的25年里，也曾辗转于5个国家的9所研究机构。
拉森博士和他的同事们用R0模型评估学术界各个科学领域。在此，R0是一个平均值。R0为1时代表一个教授被一个新博士取代。R0最高值是在环境工程学中，此时R0值为19。它的最低值6.3出现在生物医学领域中，但仍意味着对于那些在5.3范畴内的博士们，终身教职仍把他们拒之门外。换言之，拉森博士说，对于不是硬要追寻教授职位的84%的生物医学新兴博士们，他们应该追寻工业或者其他领域的机会。
在全世界，科研机构岗位已经难以承担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