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昶来到中国传媒大学之前，曾旅法二十余年，并在法国媒体任过职。他说，法国的媒体与英美有很大不同。英美新闻报道注重事件的讲述和客观性原则，但在法国，媒体极具思辨性，报道和评论常常一起出现，夹叙夹议。他将此归因为法国历史上思想传统的继承。从这一角度，《队报》与《ELLE》这些娱乐化的媒体能如此思想超前，也就不奇怪了。
纳比勒。摄影：肖海生2
出了巴黎的市中心，古典式样的建筑越来越少，街边的大楼变得现代化，一个一个方盒子，有点像北京的街景。《世界报》（Le Monde）在13区，一栋十多层的建筑，外面是玻璃幕墙。侧门的门口有一个升降机，很像进出货物的地方。纳比勒（Nabil Wakim）就从那里带我们进去。他说，2015年《查理周刊》遇到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建议所有的媒体都关闭正门，从此《世界报》使用侧门进出，再没打开正门。
《世界报》侧门。摄影：暖我们来到巴黎的时候，正是黄马甲运动的高峰，法国的民众抗议社会不公，要求总统下台。纳比勒说，今天法国社会的一切早有预兆。在他入行的2004年，法国总统是连任的希拉克，一个右翼政治家。希拉克在任期内，一直试图推行自由资本主义，期望进行经济改革。但畏手畏脚的他并不具备改革的魄力，反而造成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移民问题突显，引发骚乱。希拉克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更加严峻了。
鸣谢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
这不是卜光第一次来北京。1987年，他还在上学的时候，一位老师曾带着20多名学生一起到过北京。那时中国改革开放还不到十年，国家仍处于半开放半封闭的状态，很多地方外国人不能去。2001年他去东京看望亲人，再一次经过北京，中国已经大变样。第三次到中国的时候，他去了很多中国的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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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大楼。摄影：暖 大厅的墙上，还有其他放大的报纸杂志封面，涵盖时政、文化、时尚等。纳比勒说，《世界报》如今是一个报业集团，我们看到的楼和出版物，都属于《世界报》。摄影：暖今天，在以休假时间多而著称的法国，《世界报》依然保持高强度的工作。法国部、经济部、国际部等重要部门，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都要开选题会。中午是报社中高层的会议。下午新媒体部门也要开会。很多法国人下班之后就不谈工作了，但《世界报》不会，大家通过社交软件，不停地聊新闻。我们来到《世界报》的前一天，斯特拉斯堡发生枪击案，有两名记者马上赶往了现场。
题图为《世界报》办公室内窗户上的漫画。摄影：暖。
法新社是世界三大通讯社之一，也是现存最古老的新闻通讯社。它在全球有超过110个办事处，覆盖165个国家。卜光去的办事处是北京，北京分社的上级管理部门是位于香港的法新社亚太地区中心。在法新社的体系中，地区中心握有大权。业务上，北京分社负责采写稿件，发往香港编辑部后，由其负责签发。行政上，北京分社的一切财务和人事也均由香港定夺。
采访| 刘子珩 杨语
身处互联网时代，中国传统媒体一片哀鸿遍野，曾经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报纸关门了，广播电视台的员工拉着横幅在门口讨薪。严肃媒体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不久前，微信平台上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被点名指出抄袭一家严肃媒体。但很多人评论说，要怪就怪媒体太严肃了，为什么不检讨下自己呢？
卜光。背景是1985年9月18日的头版。摄影：刘子珩4
严肃至呆板的《世界报》，在2005年决定改版前，曾与数百读者召开座谈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使用彩色图片，放大字体，减少文章数量，把更多版面给图片，增加“生活”的内容。法新社的编辑部要求稿件标题更短，少用复句，多拥有冲击力的图片。但有些法语单词本身就很长，还不得不用，这非常困扰他们。
在法国，严肃媒体同样面临问题。《世界报》虽然无比在乎独立，但因资金链断裂，它曾遭遇过两次重大危机。
他名叫卜光（François Bougon），最初是法新社的记者。在法新社做了几年之后，卜光迎来了两个驻外的机会，一是去乌拉圭，二是去中国。那是2005年，可遇见的三年后，北京将举办奥运会。他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了后者。他说，这是观察中国极佳的机会。
纳比勒2003年从里昂第二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了巴黎第四大学信息与交流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学习新闻（注：法国本科不设新闻专业），一年后来到《世界报》实习，最终留了下来。他说，他很享受做一名记者。他喜欢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世界报》办公室内。摄影：刘子珩纳比勒是《世界报》的记者，头发打卷，有一脸浓密的胡子。我们和纳比勒是第一次见面，因为之前见过他的照片，所以凭借这个胡子，一眼就认出了他。
《世界报》非常看中编辑部的独立，认为做严肃报道，只有独立才能保证品质。《世界报的风格》一书中这样写道，“它不为任何权力服务——无论是私人权力还是公共权力，它力求成为一份独立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报纸。”
向资本妥协的细节我无从得知。但纳比勒告诉我，目前《世界报》尚未被资方影响到编辑业务。他曾经有一篇稿件涉及到资方的负面消息，但并未被干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攻占巴黎之后，当时法国的报刊要么投降，要么听命傀儡政权。1944年，巴黎解放，临时政府规定，凡在敌占区出版15天以上的报纸永远不准再出版，这造成原先的报纸几乎全部关闭。同时，新政府又急需一份备受尊重的报纸，重建法国的形象，于是，法国著名的抵抗运动记者于贝尔·伯夫—梅里（Hubert Beuve-Mery）在戴高乐的帮助下，联络30多名年轻记者创办了《世界报》。
文| 刘子珩
我们从侧门进入大楼，转了个弯，来到一层大厅。墙上醒目的位置，挂着《世界报》的头版，1985年9月18日，没有任何照片和彩色。这张报纸的严肃性由此可见。从1944年创刊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世界报》拒绝一切图片，整份报纸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1983年改版，头版首次刊登了漫画，但依然固执地排斥照片。“911”的时候，全世界的报纸都是双子塔着火的照片，《世界报》也仅仅在头版放了一张漫画。直到2005年，他们才接受了大幅照片。
《新闻战线》曾记录到，1985年，因为法国经济连年不佳，《世界报》的发行量从70年代的超60万份，减少到不足38万份。不仅如此，广告收入也直线下降。此前三年，它已经亏损约920万美元，不得已向银行借贷，报社变成负资产。按照法国的法律，《世界报》本该在当年6月破产，只是经过多方干涉才得以继续生存。当年，新任社长对《世界报》进行了改革，其中一项便是首次向外部增发股份。为了避免编辑权落入他人之手，它明确规定，股民要无意干涉报纸的编辑业务。《世界报》就此度过难关。
对纳比勒采访的中途，一个中年男人端了一只茶杯，走进会议室。他穿着黑色的毛衣，头发浓密，嘴角带笑。打过招呼后，他突然说了句中文：“我没有名片。”
在激烈的竞争之下，也有人批评，法国的媒体娱乐化倾向很严重。一篇中文论文中曾引用这样的话形容法国媒体，“法国只有一份报纸闻名于世：《队报》。法国只有一种新闻让全球关心：时装表演。”这话原本是在讽刺法国媒体的，但即便从体育和时尚媒体的范畴说，它们也做到了影响世界的成就。
《世界报》更显特殊。刘昶说，《世界报》之所以能在战后几十年时间成为一张国际影响巨力的报纸，很大原因在于其评论表现出的“思想的力量，都比别人早一步”。
不过，失业率的增加导致就业岗位稀缺，因此报社招新并不困难。法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大约每月1500欧元，《世界报》的记者月薪在2500-5000欧元之间，这在纸媒中是一个偏高的水平。电视台会更高一些，大约是纸媒的两倍。黄马甲游行的时候，一些示威者将电视台的记者看作是他们的对立面，属于富裕群体。
在安徽肥西，他了解了留守儿童的生活和教育。在湖南一个村子。他看到了当地依然伫立一尊主席像，但一个学生告诉他，现在年轻人更喜欢港台明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和奥运会一块儿来了。纳比勒说，中国是新闻富矿，这一点法国比不上。
我们穿过办公区。开阔的空间里都是工位。很少见到有人闲聊，大多数人都面对电脑，眉头紧锁。桌面很杂乱，到处是文件、报刊和书籍。整个楼层里，印刷品层层叠叠像潮水一样，有的竟把电脑都淹没了。似乎没有一面墙是干净的，都贴了报纸清样和图片。
卜光的老东家法新社经营能力同样不怎么突出。在世界三大新闻社中，它盈利能力最弱，甚至长期亏损。据新华社介绍，国家补贴占法新社运营成本的40-50%，自2014年以来，稳定在每年1.2亿欧元水平。因为国际采编成本巨大，法新社最大的开销都花在了员工工资上。即便如此，为了保证新闻独立，法新社并没有完全国有化，而是设立了自己的董事局。
纳比勒每个月收入大约在3500-4000欧元，没有经济压力，没有采访风险，手上没有发不出来的文章，资方不会施压编辑部。我很羡慕他，问他的压力是什么。他说，仅仅是对新闻本身真实性的确认。就这么简单。
纳比勒带我们进了一间会议室。窗外的视野很好，可以看见远处教堂尖尖的钟塔。他靠在椅子上，身体很放松，脸上却不苟言笑。任何问题纳比勒都不避讳，就如他所信仰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报道的。
在法国报纸的政治光谱中，《世界报》属于中间偏左，读者多为知识分子。这份报纸和法国的大部分媒体一样，都创办于“二战”后。
《世界报》是法国发行量第二的全国性日报（第一是《费加罗报》），也是海外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总发行量大约30万份。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刘昶看来，世界媒体的版图上，它的质量与《纽约时报》是一个水准。
纳比勒说，法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社交网络上获取信息，为了在这部分人群里保持影响力，《世界报》也活跃在社交网络。它让大家知道，虽然你们买的不是报纸，但是只要跟随《世界报》，你的信息来源依旧可靠。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正是依靠《世界报》的Twitter直播，才找到了黄马甲游行的中心。现在有16万人向《世界报》电子版付费，这快赶上了其发行量的一半。
